第二节 福柯

    福柯是一位怪人。他没有身份，没有固定的理论体系。所以，福柯本人并不承认他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我们将他纳入后现代主义者的范畴，是根据他的实际实行的理论思想。他的思想几乎成为了一切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基础。

    （图－11）

   

    褔柯(Michel Foucault, 1929-1984)是当代法国新尼采主义(Néo-Nietzschéisme; Néo-Nietzschéennisme)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e)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正如他自己所一再强调的，他是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的；正是结构主义思想，启发他将思考的中心从“主体”转向语言，并透过对于语言的研究，注意到语言的实际社会应用问题比语言本身更重要。他认为，语言的基本问题，不是语言本身的形式结构，而是它在社会实际应用中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实际关联，是语言论述的结构及其操作技巧、策略的问题。正是在这里，集中体现了社会权力同知识、同道德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勾结，隐藏着解决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奥秘的钥匙。正因为这样，他在解构整个西方社会的社会制度及文化思想性质的时候，集中地研究了语言应用中的“论述”(le discours)问题。福柯把‘论述’问题当成西方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的核心，西方整个社会文化制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效地维持和运作，主要是靠以某些‘论述’的形成和扩散为基础。

    “论述”虽然是语言应用的结果，但它已经远远超出语言的范围，成为最根本的社会文化问题。所谓“论述”，简单地说，就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为了一定目的而说出或写出的论证性话语；它不只是‘说’和‘写’的问题，而是伴随着‘说’和‘写’的过程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操作活动。论述的这种性质，使它的出现，成为脱离不了说话和叙述关系、脱离不了社会文化脉络以及脱离不了其全部前因后果系列的一种“事件”(L’événement; the Event)。论述不只是具有其严格的语法和逻辑上的结构，而且，它本身就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事件。在对于论述的分析和解构中，褔柯尤其集中研究作为论述体系的当代知识，将知识当成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加以解剖，发现其中影响着整个西方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

    褔柯一生，经历从法国西部边陲城市布阿济耶(Poitiers)到中心巴黎的空间转移过程，经历从医学、精神治疗学到哲学、到社会文化一般研究的学术领域不断扩大深入的探索过程。随着他所生活的社会时空和思想精神活动领域的转移，他原本固有的天才基因，终于脱颖而出，震撼着他周在的所有同时代人。他从思想成熟的时候起，直到他逝世为止，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使他自己塑造成本世纪最重要而又是最具争议性的思想界风云人物。

    他以他的特殊思考模式，以其独特的创造性发问方式，并以其深具启发性的探索过程，将法国、甚至西方各国当代思想界，导入一个新的思考方向，有助于扭转正处于危机的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发展进程，推动着正处于‘世纪末’新转折点的西方文化的整个历史重建工程。

    福柯的一生是在叛逆中渡过的。他的叛逆表现在他的生活方式、个人性格方面，表现在他对于学问和知识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他的思想模式、思考方法以及他的理论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他对于现实的社会问题、矛盾及各种危机，也始终保持一种敏感的态度，使他从成年的时候起，就积极地参与社会改革和社会抗争运动，同他所同情和支持的社会阶层站在一起，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他的立场和观点。即使当他已经成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的时候，他仍然表现出与一般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叛逆精神和标新立异的特质。首先，他的生活方式和成长过程，从他的少年时代起，就显示出非同凡常的特点。他喜欢孤独，独树一帜，不愿随波逐流。在多数情况下不轻易发言，总是默默地思考问题，表示怀疑。他的特殊的思考方式使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同整个社会文化制度以及一般社会文化习俗格格不入，致使他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产生过两次试图自杀的念头。他对于学校中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各种书本知识，往往抱着怀疑的态度，总是试图在原有的叙述和论证方式中寻求瑕疵和问题。他喜欢以‘另类’的方式进行思考，提出许多与传统叙述和论证方式相反的方案，对于即定的规则和各种原理进行‘颠覆式’的钻研和解构。对于一般的理性力量，他保持清醒的思索自由态度，试图发现被称为‘理性’的背后所隐藏的可能秘密。

    他在巴黎亨利四世高中(Lycée Henri IV)时期的哲学导师，就是当时著名的法国黑格尔哲学专家庄?依波利德。庄?依波利德后来对别人谈到褔柯时说，褔柯是一位思想天才；他所想到的东西，别人总是无法轻而易举地理解到。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之后，福柯的导师先后是阿图塞和冈格彦(Georges Canguilhem, 1904-1995)。前者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则是当时主持全法国大学教授职务资格审查及分配教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冈格彦不只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而且也是在法国学术界掌握相当大权力的实力派人物。他原本是知识史、思想史和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正是他带领褔柯，不只是探索西方知识发展奥秘，而且使他懂得和学会如何在学术领域中玩弄权力策略，以攀登知识殿堂的顶端。冈格彦在褔柯考取大学教授资格文凭时对他说：“我相信，你有足够的才能去面对你今后所将要遇到的学术环境以及各种问题”。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黑格尔主义由科杰夫和依波利特带头而盛行于法国学术界，当存在主义由于沙特的宣传而流行的时候，福柯不愿意随波逐流。为了选择一个叛逆的道路，为了标新立异，他竟毅然决然地使自己成为‘尼采主义的共产主义者’(communiste nietzschéen)。他对这一段经历是这样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我想在另一个时间里谈论。目前，我倒要指出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对尼采和对巴岱的兴趣，并不等于采取疏远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种方式。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抛弃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使我们理所当然地对黑格尔主义哲学很不满意。我们在当时，正在寻求另一条不同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所标榜的那种出路。所以，在五十年代，在我们尚未充分认识马克思的情况下，为了拒绝黑格尔主义，也为了不接受我们所不喜欢的存在主义，我才加入法国共产党，成为‘尼采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我当然很清楚，这确实是令人活不下去，而且也是很奇怪的”(Foucault, M. 1994: IV, 50)。但是，福柯也承认，他和其它许多法国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由于革命和叛逆的激情，他们可以迅速地成为‘共产党人’，也可以由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又很快地离开了法国共产党。

    褔柯是一位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和作家。但他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教授，一位与现代知识分子完全决裂的’异类’知识分子，一位充满矛盾和吊诡的作家。他的人格、思想、行为、创造、情感和作品，乃至他的一生，都是无以伦比的。他不仅在当代法国思想界，而且在整个人类文化和思想界的杰出地位，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思想，离开他的去世年代越久，越显示其伟大和深刻性。

    褔柯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始终充满着不断创新的活力，使他的各种思想及其基本范畴，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永远隐含着导向更深一层变化的可能性因素。不但他自己因酷爱思想自由而永远试图跳脱原来的界限，而且他的思考重点也像新生事物一样永远求变，以致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之为“不可界定的人”。 他在谈到他自己时说：“‘我是谁？’(qui suis-je?)，这是只有警察才感兴趣的问题“。他不但不愿意被别人界定，也同样不愿意被自己所界定，因为他的真正本质是自由。

    这位“不可界定的人”，有他自己所引以自豪的不断更新的思想逻辑，也有一系列不断变动的思想重点和概念，使他的思想过程本身，成为了当代思想发展的重要原动力，成为当代整个思想机器不断运转的基本发条。

    米歇．福柯理论活动的生涯，从一开始，就是从对于产生「正常╱反常」二元对立、并把「反常」的「疯子」排斥到社会边沿的现代精神治疗制度的批判出发；他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文化体系，正是从现代社会将原本「正常」的人迫害成「异常」的「精神病患者」的残酷事实开始的。现代社会究竟怎样将社会划分成‘正常’和‘异常’两大部分？又怎样将这种荒谬的划分变为合法的制度？它是如何进行正当化的论证的？靠什么力量维护这些人为的、而又带强制性的区分制度？他认为，最关键的，是靠一种看不见的、然而又非常有效的语言论述的普遍性力量。因此，揭示现代精神治疗制度以及论证其正当化的现代精神治疗论述体系的性质及其实际运作程序，可以成为揭示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奥秘的钥匙。

    米歇．福柯的整个思路，从一开始确定了这个总目标之后，除了随着步步深入而致使其批判重点发生变化以外，一直是遵循着尼采的「深入破坏，彻底摧毁」的基本原则，在西方文化史的河床上，凿穿了一个又一个孔洞，并试图透过这些被揭穿的空洞，对整个西方传统社会文化体系进行爆破性的‘解构’。一九六一年写出的《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的精神病史》，就是他第一本研究知识考古学的著作。这本书是在同笛卡尔和尼采的对话中，对于传统文化区分“理性”(raison)、“非理性”(déraison)和“疯狂”(folie)的基本原则进行不妥协的批判。接着，在一九六三年写出的《诊疗所的诞生：医疗望诊的考古学》和一九六六年写出的《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中，他先是用「知识考古学」，接着又与「道德与权力系谱学」并用，逐一地挖掘作为现代西方人文科学基础的语文学、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深沉结构，解析作为西方现代知识基础的「话语」和「论述」(le discours)的本质，揭示了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核心概念「人的主体性」的空虚性。他继尼采宣布“神已死”之后宣布“人已死”的口号，试图彻底颠覆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基础。然后，他以“监狱这个规训社会的最高典范”(la prison comme sommet de 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集中揭露传统社会如何透过知识同权力的相互扭结而对人的身体和心灵两大方面进行规训(discipline)和镇压，从知识层面的解构，转向更实际的传统镇压规训制度、监禁机构和道德思想训导体系，集中揭露监狱制度和思想控制对于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残酷迫害实质，批判权力和知识的勾结如何将人的「自身」地位加以扭曲和「折迭」的权术诡计，从语言和理论层面的解剖，转向对知识和道德实践策略手法以及权术运用方面的揭露。最后，从一九七六年起，福柯转向“性史”的研究，转向形构西方人主体身份和主体地位的最核心问题，这就是整个社会和文化及其统治者如何促使每位个体社会成员规训其自身，使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中，都能意识到整个社会及其统治者对其自身所提出的要求，并在自身的实际活动中按照社会的标准化规范约束和形塑自己而实现主体化。福柯将这一研究内容及其过程称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在这里，福柯触及到了西方传统道德中禁忌最多而又最虚伪的「性」的问题，试图以一种新的“生存美学”方法，径自捣毁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即基督教道德观念及其价值观。

    由于福柯在五十八岁的时候就得艾滋病而去世，他的短促的理论批判并未能彻底完成他原先预定的总目标。所以，迄今为止所看到的福柯发表过的著作，只能表现他的部分的理论改造计划；也使福柯的理论批判难免给人一种不系统、不完备的印象。但是，福柯的批判火力毕竟痛击了传统文化的要害处，以致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后现代主义者也对传统西方文化全面出击，在福柯所带动的「成问题化」(problématiser)思考模式的启发下，在同传统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周漩、并不断对之吞噬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出问题，进行一种具有「后现代」风格的无目的的自由创造游戏活动，。

    历经福柯等人批判和破坏的西方现代文化，从六○年代到七○年代，短短的十年间，其价值受到了彻底的怀疑，其基础遭到相当程度的颠覆，其结构也受到了拆解。但由于福柯等人只能专心于批判和否定，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拿出积极的建设方案取代被破坏的旧传统，使这些文化叛逆者们自己也感到：除了继续佯装狂欢在虚空中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去回避那些已经谈论过的理念和梦想的再生产，也没有办法去避免其狂欢的「永恒的复归」。

    这一切，不能归咎于福柯一个人，同样不能归咎于福柯那一代的「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他们，作为对西方传统文化叛逆的思想家，至少已完成了其全面批判传统文化的带头使命，继承自上世纪末由尼采、马克思和弗罗伊德三位「怀疑大师」所开创的批判西方现代文化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福柯这一代思想家，是在西方世界自廿世纪中叶进入空前繁荣和技术发达的时代里，发出他们对被盲目地崇拜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批判号角的。他们身处西方社会，最深刻地感受和理解到西方文化骨子里的实质精神；在全世界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一片赞颂声中，敢于喊出最强硬的反调，把批判矛头直指西方文化的灵魂所在，直指其深处的病灶所在。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

    褔柯的思想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所探索的领域包括了整个西方社会的根本问题，跨越了许多正常的学科界限，而且，还因为他本人始终都不愿意使自己的思想，维持在固定不变的思考方向上，更不愿意使自己陷入一种受外界力量限定的框框之中，同样也不愿意使自己套入自我限定的思路和方法之中。因此，他采取了极其特殊的研究方法，不论就其研究对象或领域而言，都是难以用通行于当代科学的分类方式加以分析。

    福柯自己一再地承认他的思想及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在同意大利记者特龙巴多里(D. Trombadori)的交谈中，他谈到他的思想的变动性：“我完全意识到，不论在我所感兴趣的事物方面，还是在我所思考的问题方面，我都始终在变动着。我从来都没有思考过同一个事物，主要原因是我把我的书，当成我的尽可能完满的经验。一种经验，就是指某种有关人从其自身中走脱出来而发生变化的事物。假如我是在我开始着手写以前，就应该写一部表达我所思考过的问题的一本书，那么，我就永远都没有勇气来完成。我之所以要写一本书，只是因为我还不能准确地知道该如何思考我所意欲如此思考的事物。因此，我所写的书改变着我，也改变着我所思考的东西。每本书都改变着我在完成前一本书时所思考过的东西。我是一位实验者，而不是一位理论家(je suis un expérimentateur et non pas un théoricien)。我所说的理论家，是指那些或者透过演绎，或者透过分析的途径而建构一个一般体系的人，而且，他们往往对于不同的领域都始终采用同一种方式。我的情况不是这样。我是一位实验者，指的是我是为了改变我自己，为了使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思考着同一个事物而写作”(Foucault, M. 1994: IV,41-42)。同样的，福柯还强调：当他写一本书时，他不但不知道在最后他将怎样想，而且，他也甚至不知道他将采用什么方法去写(Ibid.)。他认为，他所写的书，都是探索性的书(livres d’exploration)和方法性的书(livres de méthode)(Ibid.)。这表明：福柯进行写作的目的，不是建构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也不是遵循同一种方法。他所写的书，一方面是为了探索，另一方面是为了开创一种新方法。

    但大致说来，依据他所思考的问题的性质，根据他思考的主题的类型，大致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发展中的四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事精神治疗史和知识史的研究(1946-1965)，第二阶段转向论述解构和知识考古学研究(1966-1970)，第三阶段则集中研究西方权力系谱学、社会规训制度和监狱史的研究(1970-1975)，第四阶段集中研究“自身的技术”和“性”的问题，以人体、思想、行为、文化和权力的相互关联为中心，深入探讨他称之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的一种“生存美学(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1976-1984)。

    所以，在福柯研究的第一阶段，显然是针对较为具体的精神诊疗学知识论述及其实践的问题，以便从一个现代社会的最典型的学科出发，探讨现代社会是怎样建构自己的特殊知识论述体系，从中探索现代社会的性质及其将人进行‘区隔’、对立和统治的策略途径。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纯粹的知识史研究兴趣而探讨精神治疗学及其诊疗实践的历史，而是为了探讨：现代社会为什么以及怎样透过像精神治疗学这样的‘现代科学’，将社会上的人分割成‘正常’和‘异常’，又是以什么社会文化条件和手段完成对各个社会成员的分割和统治(domination)。

    福柯及其导师冈格彦在精神分心学和精神治疗学方面的研究方向和丰富经验，使福柯早期的知识考古学研究的重点，集中指向精神治疗学及其诊疗史。从福柯本人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他更有理由首先选择精神治疗学作为知识史研究的第一个领域。他出生于法国西部具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布阿济耶市一个祖辈三代的医生世家中。深厚的人文和医学传统的熏陶，使他在巴黎师范学院准备博士论文期间，对于精神分析学和精神治疗学所固有的学术专业性和制度规范性双重特征深感兴趣。在褔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从他思想成熟的一九六一年起，便明显地开创了一种“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将知识史的分析和探索，从“表面”转向“深层”，集中探索精神治疗学的知识论述的特征及其诊疗实践的基本策略。

    正如他在《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的精神病史》、《精神病和心理学》和《诊疗所的诞生：医学望诊的考古学》所指出的，精神治疗学所表现的学术性和规范性的双重特征，典型地揭示了近代知识身兼‘真理标准’和‘实现区隔化’的双重功能的性质。如前所述，知识的问题，绝不是有关认识真理的问题，而是知识形构中所完成的‘区分和限定’的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知识成功地扮演了‘追求真理’和‘完成区分’的双重角色，但传统知识论往往竭尽全力掩盖现代知识的后一种角色，使它只是被人们误解为‘真理’的化身。

    对福柯来说，像精神治疗学这样的学问，其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真理性，实际上是它作为一种知识论述所实现的一种策略产物；而其知识真理性及其客观中立的认知标准化功能，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规范化、制度化、正当化和区隔化的社会功能。所以，相对地说，精神治疗学所具有的上述双重功能和特征，其规范化、制度化、正当化和区隔化的社会功能，是更加重要的(Foucault, M. 1961a; 1962; 1963a)。正因为这样，福柯在其所撰写的精神治疗史著作中，其分析的重点是精神治疗学的规范化、制度化、正当化和区隔化的社会功能。

    第二阶段是对于一般知识论述及其形式、建构条件、实践方式及其同社会文化制度的建构及运作的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他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语词与事物》一书是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在这本书中，对于各种不同时代的知识形构和权力实际运作及道德规范建构的三重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尤其探索现代社会形成以来，知识论述基本结构及其实践策略的变化，揭露现代社会透过知识论述形构现代人的主体性的过程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福柯指出，从十六世纪以来，由于整个社会结构、人们思想模式以及权力斗争的重点的转变，近代知识论述的基本模式，发生了两次主要的变化。第一次是在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第二次是在十九世纪。在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西方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三大领域：普通语法、财富分析和自然史。到了十九世纪，上述三大领域的知识演变成为语言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福柯认为，近代知识的建构之所以集中环绕着关于语言、财富和生命三大主题，是因为近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所主要关切的问题，主要是训练和培养能够按照标准化的要求进行‘说话’、‘劳动’和‘生活’的‘主体’(Foucault, M. 1966: 262-320)。知识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断裂性变化，正是说明任何知识论述都是某种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的产物。福柯还进一步透过他的知识考古学研究揭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实质：人的主体性的建构过程，是以表面的个人自由的获得作为一种权术，来掩盖其逐渐剥夺个人自由、实行全面宰制的实质。福柯在同一时期所发表的《知识考古学》一书，更集中和具体地论述了他的知识考古学的基本方法(Foucault, M. 1969)。

    在第三阶段，福柯将研究精力转向现代知识论述的实践及其策略，主要是探讨现代知识论述在监狱建构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同时揭露西方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运用的训练自身的‘技术’（技巧）(Foucault, M. 1975)。福柯反复强调，知识论述并不只是论述而已，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实践及其策略。西方知识论述在后一方面的实际表现，更进一步将它同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运作和道德说教的计谋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彻底地揭露了知识论述的真正性质。在这一时期，福柯还以更多的时间研究各种宰制、监视和控制自身的技巧。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基督教教士的权力运用模式(la modalité pastorale du pouvoir)的言论和论文(Foucault, M. 1994: IV, 136-139)。他认为，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表面上似乎同国家机构的集中权力控制趋势相对立，但实际上是对于它的一个最有效的补充。

    第四阶段可以说是福柯思想发展的最成熟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也是他感受到有限生命时间的紧迫性的最紧张的阶段。所以，他在这一时期，既累积了大量的思想研究和思索成果，又急于整理却觉得时间不够，使他写作的过程经常交叉地进行，所接触的问题也繁多而多变不定。但总的说来，他在最后阶段的著作还是集中在‘性’、生命权力、国家权力、自身的技术和‘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Faoucault. M. 1976; 1984a; 1984b)。

    他在四个阶段中的基本著作，包括：《精神病与人格》(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é, 1954)、《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的精神病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1961)、《康德人类学的诞生及其结构》(Genèse et structure de l’anthropologie de Kant, 1961)、《诊疗所的诞生：医疗望诊的考古学》(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 1963)、《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 1963)、《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论述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 1971)、《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愿》(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u savoir, 1976)、《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 L’usage des plaisirs, 1984)及《性史第三卷：对自身的关怀》(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I: Le souci de soi, 1984)。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学生和朋友将他生前来不及整理和发表的言论及著作收集成《言论与写作集四卷本》(Dits et écrits, I-IV, 1994)。最近几年，还陆陆续续地出版了他的各种短文和演讲集，包括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稿《法兰西学院讲稿：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1997)、 《法兰西学院讲稿：不正常者》(Les Anormaux.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4-1975, 2002)、《法兰西学院讲稿：主体的诠释学》(Herméneutique du sujet,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1-1982, 2001)等。除此之外，尚有 《法兰西学院讲稿：知识的意愿》(La volonté de savoir: 1970-1971)、《法兰西学院讲稿：惩罚的理论与制度》(Théories et institutions pénales:1971-1972)、《法兰西学院讲稿：惩治的社会》(La société punitive: 1972-1973)、《法兰西学院讲稿：精神治疗学的权力》(Le pouvoir psychiatrique: 1973-1974)、《法兰西学院讲稿：安全、领土及居民》(Sécurité, Territoire et Population: 1977-1978)、《法兰西学院讲稿：生命政治的诞生》(La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1978-1979)、《法兰西学院讲稿：论对于活人的统治》(Du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 1979-1980)、《法兰西学院讲稿：主体性与真理》(Subjectivité et vérité: 1980-1981)、《法兰西学院讲稿：对于自身与他人的管制》(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1982-1983)、《法兰西学院讲稿：对于自身与他人的管制：真理的勇气》(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Le courage de la vérité: 1983-1984)等著作正在准备排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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