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同时识别一个新的物件，一盏灯、一幅画、一面钟，这是一种日常经验。但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并立刻指出最近刚搬走的东西，就很难做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意识到它们已不复存在。也许，有一天一进屋我们便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适：什么东西消失了，可那是什么呢？”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的这段文字是很形象、很有意味的，只是当初在阅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前不久从一家小书店经过，买下佘碧平译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后，回过头来再看这段话，才觉得这里面有味道。雅各比说得比较温和，比较适合于阅读，但是远没有班达的话来得痛快。我这个人读书，是喜欢痛快的。所以班达的这本书，一拿到手，连看了几天。

　　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说：“‘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思想为职业的人，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这段话虽然勾勒出了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至今却仍众说纷纭。

　　这是目前绝大多数关键词在定义上所面临的困境。

　　不过班达有他自己的视角，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是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实的善。他们总是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这里的知识分子，不仅是班达自己的理解，也不仅是班达对于这一类人的概括，而是以往知识分子性格及其生活方式的写照。

　　这段话被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用作《理念人》一书的开篇语。

　　如果知识分子的性格和生活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班达的时代，需要通过思考才能够看清楚的东西，今天也许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在西方，有两种知识分子的传统，一种完全沉浸在沉思中或是脱离世俗的激情，如达·芬奇、马勒伯朗士、歌德等；另一种关心尘世，并希望通过正义之名来批判尘世，创建和平的家园，如康德等。20世纪初，在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一些知识分子成了权力的同谋，甚至成了权力的伙计。

　　班达慨叹说，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已经世俗化了。这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知识分子传统的西方世界来说，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关键价值，不在于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堕落，而在于他们知道什么是堕落，同时也知道如何堕落，但是他们在以往的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是能够努力克制这种东西对自身的诱惑。

　　一个理性主义者往往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身上的“原罪”，他们知道在自己的心中还有另一种东西，和他们的理想主义冲突着。

　　知识分子，不是真理的化身，也不是真理的代言人，他们本身并不拥有什么，他们只是真理的寻找者，他们在林中寻找着道路，他们也许不知道路在何方，但他们的心却沐浴在真理的光芒之中，一旦他们离开了这条已经开辟出的林中小路，那么对于仍在林中的人来说，第一个反应就是“背叛”，这完全可以理解了。

　　佘碧平在“译者的话”里说，知识分子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但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理性批判精神，他们不仅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惟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趋向永恒和普遍。”

　　□书评人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