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  [法]高宣扬

　　迎接2008年，对法国学术界来说，最重要的事件，首先就是投入隆重纪念女作家兼思想家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大陆通常译为波伏娃）百年诞辰的全国性文化活动。1月9日至11日在巴黎大学举办的《纪念西蒙·德波娃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巴黎第七大学教授朱丽娅·柯里斯迪瓦（Julia Kristeva）和德伏瓦的养女希尔维·勒本·德伏瓦以及担任国际德波娃研究学会会长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帕德尔森（Yolanda Astarita Patterson）主持，拉开了这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文化活动的序幕。

　　命名为‘狄德罗大学’的巴黎第七大学校长居·顾希诺（Guy Cousineau）致开幕词之后，研讨会连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办成为研究、探讨、对话和展望并举的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动，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提交了论题多样的论文，而且还举办有声有色的摄影展和影视表演以及聚餐联谊会。

　　一 规模盛大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1908年1月9日出生于巴黎的西蒙·德伏瓦，以其天才而又丰富多彩的创作和传奇式经历，谱写了一首震撼20世纪的动人心弦的生命畅想曲。在她逝世后的20多年岁月中，法国人越来越发现：这位长期与萨特出双入对的天生丽姿的文坛才女，原来还具有萨特所无可取代的独特魅力和无可非议的才华，足于靠她自身的思想创造和优秀作品，使她成为‘丝毫不亚于萨特’或‘至少有资格与萨特并驾齐驱’的‘20世纪的杰出思想家’（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La naissance du Castor ou la construction de soi. In <Magazine littéraire> No. 471， janvier 2008 Paris）。

　　为了纪念西蒙·德伏瓦，法国作家和导演们已经编导了关于她和萨特的自传性电视影片，其中包括：《花神咖啡店中的情人们》（Les Amants du Flore - téléfilm de Ilan Duran Cohen avec Anna Mouglalis dans le r?le de Simone de Beauvoir， 2006）及《激情时代的萨特》（Sartre， l'age des passions - téléfilm de Claude Goretta en 2 épisodes avec Anne Alvaro dans le r?le de Simone de Beauvoir， 2006）等。

　　在新的一年里，伴随着各种对西蒙·德伏瓦的纪念活动，包括组织研讨会、座谈会、报告会、展览会和专题广播等，各出版社还特地初版和再版大量评论西蒙·德伏瓦的新书，例如，弗朗西斯·钟森著《西蒙·德伏瓦的生活历程》（Francis Jeanson， Simone de Beauvoir ou l’entreprise de vivre. 2007[1966]）、戴德勒·贝尔著《西蒙·德伏瓦》（Deirdre Bair， Simone de Beauvoir. 1991）、希尔维·萨伯龙著《西蒙·德伏瓦的岁月》（Sylvie Chaperon， Les années Beauvoir 1945-1970）、克劳德·弗朗西斯与费尔南特·龚基耶合著的《西蒙·德伏瓦》（Claude Francis et Fernande Gontier， Simone de Beauvoir. 1997[1985]）、托里尔·穆阿著《西蒙·德伏瓦：一位女知识分子的奋斗》（Toril Moi， Simone de Beauvoir. Conflits d’une intellectuelle. 1995）、莫娜·奥茱著《女人的语词》（Mona Ozouf， Les mots des femmes. 2005）、莎尔娜维著《战斗的海狸：西蒙·德伏瓦的形象》（Danièle Sallenave， Castor de guerre. Un portrait de Simone de Beavoir. 2008）、贾克·德基和希尔维·勒本·德伏瓦著《西蒙·德伏瓦：为自由而写作》（Jacques Deguy et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Simone de Beauvoir. Ecrire la liberté. 2008）、布萨尔杜著《西蒙·德伏瓦》（Huguette Bouchardou， Simone de Beauvoir. 2008）、贾尔斯特著《在各种环境中的西蒙·德伏瓦》（Ingrid Galster， Beauvoir dans tous ses états. 2008）以及让·吕克·莫洛著《西蒙·德伏瓦的生活风格》（Jean-Luc Moreau， Simone de Brauvoir. Le go?t d’une vie. 2008）。

　　对于西蒙·德伏瓦的纪念将延续到年底。正如巴黎第七大学校长顾希诺教授在刚刚举行的西蒙·德伏瓦研讨会上的开幕词所指出：“由西蒙·德伏瓦所开创的宏伟事业，使法国的文化空气，一年比一年更浓厚地散发出女性智慧的芳香”。

　　二 从‘守规矩’到叛逆

　　西蒙·德伏瓦原名珍·马丽·柏特朗·德伏瓦，出生于富裕的家庭，从5岁起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并在学校中始终保持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她的过人才华，使她从少年时代起就因为找不到‘竞争对手’而感到‘孤独’。她的父亲经常对她说：“你有一幅男人的头脑”，殷切期望她考入享有最高声誉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晋升到拥有特权和高人一筹的法国精英阶层。这件事使她长久地受到精神上的刺激，一方面推动她时刻努力地进行思想创造，另一方面又深感作为一位‘女生’所承受的不堪忍受的社会压力。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使她时时怀抱强烈的创造奇迹的理想，为她与生俱来的原初才华增添额外的神奇力量。

　　对德伏瓦来说，最幸运的是她拥有酷爱文学、特别是戏剧艺术的父母，使她能比别人更优越而稳定地始终浸润在浓厚的文学氛围中，受到生活环境的无形的文学熏陶。

　　西蒙·德伏瓦从小就是一位具有强烈自由意志的女孩。她14岁那年就首次显示独立思考的精神，表示怀疑家庭的传统宗教信仰，自行宣布不再信仰任何神，也不再推崇任何权威。在西蒙·德伏瓦的《青年时代的笔记》（Cahiers de jeunesse ， 预计将于2008年3月由她的养女希尔维·勒本·德伏瓦编辑出版）中，她强调自己从懂事的时候起，就‘意识到必须靠自身的决定来做一个真正的自身’。在《一位守规矩女孩的回忆录》（1959）中，西蒙·德伏瓦更明确地表示：“如果说过去我曾经希望使自己成为女教师的话，那是因为我当时幻想让我自己真正完成我自身的事业和我自身的生活目标；而现在，我认为文学使我有可能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文学给我保证了一种能够补偿已经失去的永恒性的不朽性。从此，再也不存在能够使我爱戴的神…”。

　　才华横溢的西蒙·德伏瓦，在15岁时，就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国高中毕业的‘业士’文凭，并同时取得文学、古希腊文、古拉丁语、哲学和数学等多学科的‘高等学校考取资格文凭’；当她17岁的时候，她已经决定终生献身于哲学研究，使她当年同时考取巴黎大学哲学系和天主教圣玛丽学院文学系。

　　西蒙·德伏瓦19岁就撰写了多部小说，并积极参与罗伯特·加利科（Robert Garric）的社会服务团体，会见了与她同岁的梅洛·庞蒂。1928年，德伏瓦获得哲学学士文凭；1929年，受当时很著名的哲学家利昂·布伦斯维克的指导，完成硕士论文《论莱布尼兹的概念》，并以仅次于萨特的第二名优异成绩顺利考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高等学校哲学教师资格文凭’（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

　　蒙·德伏瓦从巴黎高等等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先后在马赛、卢昂及巴黎等地担任中学教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蒙·德伏瓦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组织抵抗德国入侵的爱国团体‘社会主义与自由’。残酷的战争和她的独立思想创造，使她从此变成‘具有独特自身’的成熟思想家。

　　1943年，西蒙·德伏瓦发表第一部小说《女宾》，名噪全国。此后，她不间断地创作，出版了小说、剧本、思想论著、随笔、旅行散记、回忆录、书信集及个人日记等30多部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有《女宾》（L'Invitée，  1943）、《碧吕斯与希涅阿斯》（Pyrrhus et Cinéas， 1944） 、《存在主义与民族的智慧》（L'Existentialisme et la Sagesse des nations， 1945） 、《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 1945）、《吃闲饭的嘴》（Les Bouches inutiles， 1945）、《凡人必死》（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 1946）、《论一种含糊暧昧的道德》（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té， 1947） 、《得过且过的美国》（L'Amérique au jour le jour， 1948） 、《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 1949）、《一代名流》（Les Mandarins， 1954）、《特权者》（Privilèges， 1955） 、《长征》（La Longue Marche， 1957） 、《一位守规矩女孩的回忆》（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1958） 、《壮年时代》（La Force de l'age， 1960） 、《时势的力量》（La Force des choses， 1963） 、《宁静而死》（Une mort très douce， 1964） 、《美景》（Les Belles Images， 1966） 、《受尽折磨的女人》（La Femme rompue， 1968）、《老年》（La Vieillesse， 1970） 、《是否应该焚烧萨德的著作》（Faut-il br?ler Sade?， 1972） 、《清账完毕》（Tout compte fait， 1972） 、《告别礼》（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1981） 、《战争日记》（Journal de guerre， 1990） 、《致萨特的信》（Lettres à Sartre， Tome I et II， 1990） 、《致奈尔森·阿尔戈仁的信》（Lettres à Nelson Algreen， 1997） 、《与贾克·劳伦·波斯德的交往通信集》（Correspondance croisée[avec Jacques-Laurent Bost]. 1937-1940，  2004） 、《青年时代的笔记》（Cahiers de jeunesse， 2008）等。

　　西蒙·德伏瓦的作品不仅表现出卓越的文风和深厚的文学造诣，而且还表达出20世纪女性的独立精神及大无畏的创造叛逆勇气。正如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朱丽娅·柯里斯迪瓦所强调指出：在西蒙·德伏瓦身上所显示的，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典型地表现出个体的人所具备的‘不可取代的特殊性’！

　　三 始终保持个人自由的萨特的‘红颜知己’

　　1929年是西蒙·德伏瓦生命的转折点：这一年夏天，在巴黎大学索邦大院积极准备考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时候，她与萨特的奇遇，扭转了西蒙·德伏瓦的生活方向。正如她自己在后来出版的《一位守规矩的女孩的回忆录》中坦诚：“萨特正好满足我15岁时的愿望；他是双倍于我所渴望追求的人，以致使我狂热到极点。我同他在一起非常合拍”；“对我来说，不跟他在一起就等于丧失时间。在准备考试的15天内，我们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开”。德伏瓦敏感地发现：萨特“时时刻刻渴求认识一切，…他永远在思索，他的头脑从来没有停止过思想…他多次表示：他生来就是为了写作”。德伏瓦在《一位守规矩的女孩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在八月初离开他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他从此将永远不会从我的生命中走脱出去”。

　　1929年暑假，考试结束后，德伏瓦要跟随家人到南部的里莫辰（Limousin）度假，而萨特也预感到不久后就要服兵役。在难舍难离的时刻，德伏瓦的眼睛里不时地向萨特投射爱意，温情脉脉，千种风情，一言难尽。最后，德伏瓦终于坦率地对他说，她要首先了结与表哥雅克的‘旧情’，然后即可与萨特结下终身之盟。

　　初恋的狂热情欲，把萨特与德伏瓦紧紧地联在一起。眼看着萨特应征入伍的通知单所规定的报到日期日益迫近，德伏瓦更是寸步不离萨特。她写道：“我们在早晨会面，……我们直到很晚才分手。我们穿过巴黎不停地散步，一直继续我们的谈话——谈到我们的事，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即将写的书……”。于是，萨特迫不及待地向德伏瓦提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爱情盟约”（le pacte amoureux）：两个人保持最亲近的关系，“永远做到无话不谈，坦诚相见，……不仅两方中的任何一方，不仅不得欺骗另一方，而且要不加掩饰地说出一切”。这个‘盟约’，实际上是萨特与德伏瓦两人之间处理爱情和两性关系的特殊的游戏规则。按照这个盟约，两人之间的‘必要的爱情’（l’amour nécessaire），不应该防碍或阻止双方‘偶然的’（amours contingentes）或‘次要的’爱情（amours secondaires）。但唯一的条件就是：双方都不应该说谎，永远挚爱对方。

　　在订立爱情盟约时，双方都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萨特说：“在青春期，当我眼看着女人的时候，我是想要他们的全部”；但“过独身生活是我的生活原则。……我生来就是当光棍的”。萨特坦率地说：第一，他不会结婚，同德伏瓦只能‘或长或短地同居’；第二，他“只要能搞到手，就要所有的女人，因为女人比男人可爱，并且比他们单纯自然，是值得信赖”。萨特从一开始就对德伏瓦声明，一方面要同她保持别的女人所不能代替的最亲近的、永不结婚的爱情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德伏瓦别干预他同别的女人的事情；要相信他‘即使在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仍然爱德伏瓦。

　　实际上，萨特的成功，不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文学和社会活动方面，都受惠于女人。女性与爱情是萨特创作的真正动力。萨特的一切创作灵感，没有一个不是源自女性和爱情。女人不只是给他带来温情，而且，也为他揭示了世界和人性的许多神秘的方面。女人是萨特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灵感来源，也是他的文学创作的精神依托。女人为他带来了生活的快活和乐趣，为他的哲学和文学的内容增添光彩，为其思想风格加入情感的因素，使他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时候也保持乐观和怀抱希望。直到萨特的晚年，女人一直成为他的生活勇气和思想智慧的不可缺少的支柱。

　　生活本来就是艺术。尼采早在1871年就说过：“…且让我们如此设想自身﹕对于艺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来说，我们就已经是图画和艺术投影本身，而我们的最高尊严，就隐含在艺术作品的意义之中﹔因为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我们的生存和世界，才永远充分有理”（《悲剧的诞生》）。人生的最高价值，人类生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的审美性。人世间，唯有审美活动，才使日复一日的平庸生存过程和有限的语词符号，变成为富有诗性魅力和充满创造性的奇幻艺术力量，带领我们永不满足地追求、超越、鉴赏和回味人生及其历史的审美意涵，将历史从过去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使它倾刻间展现成五彩缤纷的长虹，架起沟通现实与未来的桥梁，穿梭于生活世界，引导我们飞腾于人类文化与自然所交错构成的自由天地，在生命与死亡相交接的混沌地带，实现来回穿梭和洗心革面，一再地获得重生，使短暂的人生，重迭成富有伸缩性的多维时空，开拓了同各种可能性相对话和相遭遇的新视域。

　　在法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最富有实践智慧的生活艺术家。萨特所喜爱的丰德奈尔（Bernard de Fontenelle， 1657-1757），一生中很懂得生活的艺术，不停地思考，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审美性，讲究饮食和情爱的技艺，秉性温和宽容，热爱艺术，尤其对女人怀有倾诉不尽的浪漫情趣。丰德奈尔和萨特一样，结交了不少女友，并善于与她们相处，从她们那里获得他本人所欠缺的品质，使他愉快地生活了整整一百岁。

　　萨特为人随和，只在原则问题上比较固执，不愿意让步，但他越到晚年，越学会生活的艺术，尤其掌握老年和死亡的艺术，熟练在同女人的相爱艺术中，使自己真正享受生命的审美愉悦。

　　萨特曾经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和被爱；最使我着迷的事情，就是引诱的活动”（Sartre， Carnet. 1940， 28 février）。

　　因此，萨特把同女人谈话、游戏、讨论问题、旅行、相爱和做爱，当成他生活和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为其生活和创作的必要条件。女人为他带来幸福和快乐，同时也带来烦恼和麻烦，但归根结底，女性是萨特的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了解萨特对女人的看法及其态度，就无法彻底认识萨特的思想及其著作。萨特自己也说，没有女人，就不存在真正的生活。

　　萨特的女友，包括漂亮的女演员、电影明星、歌星、女作家、女学生，也包括追随他的事业的女社会活动家。在这些女人中，最突出的，就是与他有很长友情关系的西蒙·茹里维（Simone Jollivet）、美国姑娘埃姆·多罗列、俄国血统的、法国女演员米雪尔·维安（Michele Vian）、他的养女埃尔·卡伊姆、俄国血统的奥尔加·科莎基维茨（Olga Kosakiewicz）以及《我控诉》报纸发行部负责人莉莲·西格尔等。

　　1977年出版《萨特与妇女》（Sartre et les femmes）。这本书是萨特对记者卡特琳·仙（Catherine Chaine）的谈话录。萨特对记者说，女人在他的一生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萨特说：“请注意，我周围有不少人，不过都是些女人。我生活里有好几个女人。西蒙·德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但我承认我总还有好几个女人在我身边。”接着，萨特又说：“我与女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狭隘的性关系更容易使主观与客观一起被给予。与一个女人的关系，既便你不和她睡觉，也比与一个男人的关系要丰富；如果你和她睡过觉，或者你本可以这样做，那么你与她的关系就更加丰富了。首先又一种语汇，不是语言，而是手的语汇，面部表情的词汇。我且不说狭义的性语汇。至于语言本身，当你在一种爱情关系里使用它的时候，它便发自心灵最深处，发自性器官。人们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便把他们自己整个儿都交出来了”。

　　至于德伏瓦，他对萨特的这些性格是很清楚的。她说：“萨特不愿履行一夫一妻制的职责；他喜欢与女人们在一起，他认为这些女人，与男人相比，不那么狡猾”；所以，“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必要的爱情；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需要偶然的爱情”。

　　其实，德伏瓦和萨特一样，在萨特之外，同时维持奇特的‘双性恋’：一方面有她喜爱的‘具有男性魅力的朋友’；在美国芝加哥，她有著名作家奈尔森·阿尔戈仁（Nelson Algren），在巴黎还有被她称为‘小波斯’的贾克·劳伦·波斯德（Jacques-Laurent Bost）…等等。另一方面，她又有自己的‘女情人’：在卢昂中学的女同事克列特·奥德里（Colette Audry）和女学生碧安嘉·兰布琳（Bianca Lamblin）等，同她们过‘如醉如痴’的‘女同性恋’的生活。

　　德伏瓦同萨特之间的持久稳固的特殊爱情，长期以来已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界传为佳话，甚至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无论如何，第一，正如德伏瓦的养女希尔维·勒本·德伏瓦所说：“不是因为德伏瓦选择了萨特而使她变成为西蒙·德伏瓦，而是因为她是西蒙·德伏瓦，她才选择了萨特”。德伏瓦与萨特之间的传奇式爱情，不只是由萨特单方面所决定的，而是他们双方以其各自独特的个性所创造出来的。第二，从德伏瓦去世后所发表的最新资料透露：德伏瓦虽然与萨特始终保持最亲密的关系，但并不妨碍她还是一位怀有炙热激情的‘性解放者’，也不表示她放弃自己独立的‘性渴望’：她在性生活方面，蔑视一切道德规范和约束，敢于向一切禁忌挑战，甚至大胆到敢拍背影裸照的程度。因此，在性的方面，德伏瓦不愧是新时代一切渴望独立自主的女性的榜样。

　　四 存在主义文学的典范

　　每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由其自己所创造的：每个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神所决定的。存在主义认为：每个人首先必须能够‘生存在世’，然后，才谈得上自己究竟有什么样的本质。‘存在先于本质’；人是单凭其自身的生存行为而创建其个人本质的‘特殊存在’。所以，对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不随波逐流地‘生存于世’，要坚持不懈‘自为地为自身而存在’；要以自身独特的创造来开辟未来的命运。

　　如前所述，西蒙·德伏瓦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坚信只有靠自己的创造，才能建构自己所期望的‘自身’。从西蒙·德伏瓦独立创作的时候起，她就不仅以自己的作品表现出她的存在主义思想，而且还以其个人生活实践，展现出存在主义的活生生的哲学原则。

　　在纪念德伏瓦百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一批发言者集中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和论述德伏瓦的哲学观点以及她对当代法国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巴黎《人与社会杂志》主编兼哲学家米歇·加易尔（Michel Kail）以《德伏瓦与相异性的风险》（Simone de Beauvoir et l’enjeu de l’altétrité）为题，从阐述男女两性区别、差异性及其相互转化的复杂可能性出发，突出说明德伏瓦关于两性的哲学态度的特殊性，从而较为灵活地论证了德伏瓦的存在主义的‘性道德’的‘模糊性’（l’ambigu?té）原则。作为女性哲学家，德伏瓦比萨特更敏感和更深刻地把存在主义的原则贯彻于女性存在的自为性，在她的大量作品，特别是小说中，有力地论证女人‘存在于世’的独立能力。德伏瓦尤其强调：男女的差异，对于存在的自为性，毫无意义。在她的最早小说《女宾》以及其后的作品中，德伏瓦所展现的，是一个个向往生存自由的女性角色，她们具有同男人一样的生存勇气和创造精神。她们对性别的差异毫不在乎，不但敢于、而且善于通过自身的生存智慧和审美能力，‘同身旁与自身共在的男人’，实现自由自在的生活游戏。来自加拿大安大略大学的克里斯丁·戴格尔（Christine Daigle）则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德伏瓦的‘模糊性的现象学’（phénoménology de l’ambigu?té），强调德伏瓦的现象学的特征，就在于成功地‘还原’和描述了生活世界本身的原初结构的‘模糊性’。生活世界中所展现的各种‘差异性’，诸如男女差异和文化差异等，原本是不确定和模糊不清的；它们都是参差不齐地相互交错，甚至相互渗透，难分难解地并存。只是靠传统的逻辑主义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人为扭曲，才使生活世界中的自然差异性和相异性，变成为相互对立的固定模式。同样地，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的达维·里斯（David Risse）也环绕‘两性区别的模糊性’说明德伏瓦的存在主义道德学说的特殊性。研讨会的与会者认为，在德伏瓦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她通过对两性区别的传统论述的批判，实际上开辟了使两性区别模糊化的广阔前景，为女性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创造提供更理想的视野。

　　对德伏瓦来说，存在和生存，就像一部小说那样，是自创、自白、自演的独立生命体。不同于萨特，西蒙·德伏瓦的存在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她更多地关注生存和存在中的爱的力量，更多地珍惜‘自身’和‘他人’的爱的特殊性和不可取代性。人是‘在独特的爱的行为中创建自身’。西蒙·德伏瓦通过她对萨特和奈尔森·阿尔戈仁等人的特殊爱情，试图强调：爱和被爱，包括‘必要的爱情’和‘偶然的爱情’，都可以是一种创造自身的活动。从爱和被爱的观点来看，每个人既是自己，又是他人；关键在于‘作为爱和被爱的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的主体’，都应该在爱和被爱中，不放弃自身的独立性，敢于和善于在爱的行动中，创造、选择和决定其自身的本质和个性。

　　五《第二性》：新女性主义的宣言

　　德伏瓦在1949年首次出版的《第二性》，成为了当代思想史、特别是女性主义思想史的不朽文献，因为它试图从理论上全面论证女性从男性夫权中心主义桎梏中挣脱出来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女性主义运动开始发生新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是法国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各种新型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当代法国社会及文化的固有特征的一种理论反映。

　　德伏瓦的‘第二性’的理念建立在她的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上：“一切人，女人当然不例外，都是由其自身的选择勇气和创造能力所造成的”。

　　《第二性》开宗明义宣称：从人性自由的最普遍意义上说，女性的自由是男女平等权利中的一个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德伏瓦接着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应该、也完全有能力像男性那样，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自为的主体’或‘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人’，通过无止尽的自我超越的实践，使自身真正摆脱被男人操纵和宰制的‘他者’地位。

　　《第二性》明确地指出：关于‘女人’的问题，如果只是遵循和停留在传统文化的原则的话，那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所有该谈和该讨论的事情，似乎都已经谈到了；再说的话，就只能是不断重复过去说过的话。这也就是说，如果遵循和停留在传统文化的原则，女人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德伏瓦讽刺性地指出，在传统文化范围内，女人问题的解决，又意味着女人已经不再存在了，女人已经消失。传统文化对于女人的论述以及在传统文化范围内寻求女人的解放，已经自然地毁灭女人自身。‘女人’是随西方传统文化的产生而产生，又随传统文化的发展而消失的‘历史存在’。

　　西蒙·德伏瓦成功地将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弗罗伊德主义结合起来，结合当代法国社会及文化的具体特征，创建了新的女性主义理论，不仅在法国当代思想界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也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锋。西蒙·德伏瓦还特别注意到从西方社会文化的历史脉络，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对于女人的扭曲和否定。她指出，启蒙思想家和现代的各种社会革命家，都把女人当作是由‘女人’概念所任意指涉的那些人，而不是像男人那样只是依据他们的自然性别而被确定。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虽然标榜自由平等和理性的原则，但由这些原则所建立的现代社会文化制度及其文化产品，都把女人纳入由这些文化所规定的范畴之内。显然，现代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并不是自然的两性关系，并不像自然界的阳电和阴电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德伏瓦说：“人类是男性的，而人和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自身、而是根据相对于他的关系来界定女人的。女人并不被当作是一个自律的生存物”（comme un être autonome）。“女人，除了男人决定她以外，什么也不是。因此，当人们谈到‘性’的时候，主要是想要说：女人主要是相对于男人才是一个有性的生命体。也就是说，只有对于男人，对于他，女人才是性的，才是绝对的女性。她是透过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透过男人同女人的关系而被决定的；她是相对于主要的男人而变成为非主要的女人。他是主体，他是绝对；而她是‘他者’”。在西方社会中，即使是在已经实现了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和平等化的当代社会中，女人始终都是被当作男人的附属品，根据她同男人的关系而决定她的社会文化地位。女人由此完全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权至高无上’的口号，都只是适用于男人；女人是赤裸裸地被排斥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之外。西方文化的整个体系和规范，使女人‘自然地’被列为双重约束的对象：成为社会文化的一般约束，同时又受到男人文化的特殊约束。“男人在做男人时是正当的，而女人在做女人时却是不正当的；就是说，古时候，人们用垂直线测量倾斜的东西，现在男性就是人类的绝对标准”。

　　说女人是‘他者’，就是说男女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相互平等的关系。社会始终是男性的，政权始终握在男人的手中。对于男性来说，他的同类永远是另一个男性。也就是一个与他相同的‘他人’。社会上所谓的相互关系是在男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以各种形式表现于社会的二元性，使男人群体之间相互对立。女人只是财产的一部分，为每一个男人群体所拥有，是这些群体之间进行交换的中介。所以，女人从未形成过一个根据自身利益形成、并与男性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她们同男人也从未有过直接的自主关系。而且，从权力运作的角度来看，女人始终都只是实现权威的媒介和手段，而不是实际拥有权力的人；女人的现实处境同各种权威并没有内在关系。

　　西蒙·德伏瓦并不满足于揭露西方文化上述‘制造和歧视女人’的事实和历史，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上述事实和历史在整个西方文化史上的社会化和内在化过程。西蒙·德伏瓦透过一系列理论上和事实上的论证，揭露西方社会整个文化体系和制度的运作，都是围绕着使女人在社会化和内在化过程中成为次于男人的‘二等公民’的基本轴心。她强调上述事实和历史，同时也成为西方人，包括女人在内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心态模式化的基础。也就是说，女人不仅要遭受实际上的岐视，而且也要迫使她自己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接受社会文化的扭曲操纵，使她们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里里外外全部地失去‘自身’。正是在上述不合理的男女两性关系基础上，同时产生作为西方文化基本概念的‘自身’、‘主体’、‘他者’和‘客体’及其相关思想意识。

　　西蒙·德伏瓦《第二性》上下两卷七个部分，几乎全面地论述了性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女人的社会文化地位问题。西蒙·德伏瓦对于女性问题的全面论述，几乎使在她之后的任何研究女性问题的人，都不得不从她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吸取营养，作为他们进行进一步探索的不可忽视的出发点。正如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朱莉亚·柯里斯蒂娃所指出的，尽管德伏瓦的女性主义仍然未能彻底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元对立基本原则，但她的《第二性》已经为更深入地颠覆西方传统思维模式、为男女两性问题的更合理解决提供了最恰当的理论研究平台（Kristeva， Aux risque de la liberté. In <Magazine littérraire>， No. 471， janvier 2008， Paris， p. 57-59）。

　　六 对21世纪思想创造的深远影响

　　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就是从新旧模式现代性的交替困境中彻底解放出来，以史无前例的创新毅力和智慧，创造出‘人类与自然共赢’、并充满自我更新的持久生命力的崭新文化。德伏瓦的哲学及其女性主义精神，正是在20世纪的重重矛盾和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思想创造生命体，记录和浓缩了历经艰苦卓绝的哲学创造活动的一位女性哲学家的历史智慧的精华。正如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专家所指出和坚信的那样，女人本来就是人类文化和思想创造的不可缺乏的强大劲旅。在以往的历史中，由于男性夫权中心主义的长期独霸宰制，更由于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力图使男性文化独霸现象成为‘正当化的历史秩序’，才使女性的创造力难以发挥其正常威力，导致人类文化和思想创造的长期片面化，并使文化自身越来越远离自然，失去原初的自我更新精神。女性隐含着男性所无法想象的自然创造精神；也就是说，女性原本是‘自然的宠儿’，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并善于自然地生活。女性的身体就是自然的最美创造产品，也是人类进行文化思想创造的‘模本’和‘原初出发点’。德伏瓦的作品和思想将在新世纪中重新施展其精神威力，尤其使越来越在人类文化创造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人，发挥出史无前例的先锋作用，在克服男性夫权中心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危机中充当一种‘使男人阔目相看’和无可取代的作用。这样一来，21世纪将是人类重写历史和重新创造文化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