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届中国现象学年会”于2004年10月15—18日在广州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和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共有来自德国、瑞士、丹麦、美国、日本、韩国、港台地区以及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四十多名代表参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现象学与伦理”，与会代表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现象学的伦理学

　　德国当代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作了题为“对伦理的现象学复原”的主题报告。黑尔德首先回溯了伦理（ethos）和道德（Moral）的希腊词源与拉丁翻译，进而确定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伦理（ethos）意味着一个特殊的居留地：人们按照一种作为值得赞誉之习惯的德性态度而行动，因此而产生出一个使人们的共同行动得以成功的主体间的可靠性活动空间。道德（Moral）则来自伦常（Sitte），在拉丁语言对希腊伦理学的接受中，道德（伦常）逐渐获得了最宽泛词义上的法则的含义，作为诫令、规范、命令、要求等，逐渐成为规定。在近代，未被课题化的习惯生活的善，变成了应然的善，伦理向道德的形变得以完成。而问题在于“伦理”是否必须让位给“道德”，黑尔德借助于向原本经验回溯的现象学方法提供了不同的尝试，对所谓的“约定道德”表示怀疑，申明了伦理相对于道德的优先性，提出了“伦理展示的是生活世界的规范性”命题。

　　伦理学领域的术语混乱，乃至伦理相对主义的现实状况的确是令人担忧的。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的报告开篇便指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报告详细解读了胡塞尔的《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基本问题》，认为胡塞尔在为人类知识各个领域赢得一种能够自始至终得到合理性辩护的真正科学的努力中所表现出的“科学意志”本身就是一笔珍贵的“伦理学财富”。因而作者努力的最终意图恐怕还在于借助胡塞尔而追问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的可能性。

　　在伦理学领域作出最突出贡献的现象学家是马克斯·舍勒，中山大学倪梁康教授提交的会议论文《舍勒现象学伦理学中的“伦常明察”》详细讨论了“伦常明察”这一舍勒现象学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文章首先具体阐述了“伦常明察”和亚里士多德的“明智”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指出舍勒的“伦常明察”概念，也就是通常被译作“明智”（phronesis）的东西，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五个理智德性之一。同时，二者又有着根本性差异，伦常明察具有自己的客观相关项，即各种类型的价值先天，因而是一种本质认识；而“明智”则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通过教育和训练所形成的一种指向道德善的意愿能力，是一种对伦常价值的经验认识。作者接着讨论了伦常明察如何区别于“义务意识”和“良知”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关涉舍勒与康德的关系。义务是一种来自内心的、盲目的要求行善的压力，而伦常明察则是一种主动的、直接的对善的把握。进一步说，良知与伦常明察相比始终处在次要的地位，因为伦常明察可以在明见的自身被给予性中直接把握到善。作者的目的除了强调舍勒现象学伦理学的重要性，还在于整饬伦理学领域的种种术语含混。

　　西安交通大学张再林教授的报告结合舍勒、儒家、麦金太尔的伦理学提出了“一种面向事物本身的伦理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在于一门“根身现象学”，或者说唯有行动的身体才能使这种伦理学成为可能。

　　二、现象学与伦理学

　　1．“发生现象学”的研究是胡塞尔现象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发生现象学角度讨论胡塞尔伦理学也是被国际学界较多关注的一个方向。日本现象学家榊原哲也（Tetsuya Sakakibara）的报告着重指出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中的“伦理学”因素，并对其“伦理学”现象学化作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原创造（Urstiftung）既指“真正人类精神”的原创造，也体现着超越论的主体性之目的论的起源，胡塞尔对原创造的追问，总是带有“认识—伦理”的实践意味。我们总是必须从我们的当下出发，一再地对哲学和人类的意义和目的进行追问，同时也要对我们的问题的当下视域进行探究，这恰是胡塞尔指引出的最重要的现象学伦理。

　　韩国现象学家李南麟（Nam-In Lee）报告阐明了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现象学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尽管发生概念在海德格尔文本中并不经出现，但却是其解释学现象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解释学现象学的整个计划提供了一个线索。具体地说，发生在海德格尔解释学现象学中意味着“存在论的发生”，存在论发生是这样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对此在来说本来不存在的实体出现了。后期海德格尔对本成（Ereignis）的分析恰是分析先天领域的存在论发生的一个例证。作者论证说，存在论的发生是海德格尔解释学现象学的主题，也即解释学现象学的问题本身，其与作为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本身的超越论发生具有一种根本的相似性。

　　另外，日本现象学家山口一郎（Ichiro Yamaguchi）从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角度讨论了“气”的现象。

　　2．法国现象学近年来越来越多得到国内现象学界的关注。香港中文大学刘国英教授作了《非亲缘性与他者》的报告，首先扼要阐释了德里达的友情观，以展示友情现象学的一些基本要素以及其伦理与政治意涵。作者指出，德里达的友情观是偏重“未来”向度的友情诠释论，它要求我们不要把兄弟情谊理解成友情的唯一或最高范式，因为这仍把友情囿于亲缘或类亲缘关系内，我们应当为与己不同的陌生者、不可预见的他者之相遇作准备，进而接纳并款待不同形态的他者。这一友情观将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提供基础。

　　南京大学的方向红博士从法国第三代现象学家马里翁（Jean-Luc Marion）的视域出发讨论了“直观与被给予”何者优先的问题，认为胡塞尔虽然证明了被给予性相对于直观和意向所具有的优先地位和基础地位，但没有深入探究被给予性，从而在一新的维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则以现象学的方式指明和确证被给予性与深渊性的直接关系，以此把被给予性从在场形而上学的囚禁中解放出来，但他走上的探讨“存在”的道路也以失败而告终。勘寻不同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第三条道路是法国现象学家的目标和责任。

　　南京大学的王恒教授详细解读了列维纳斯的“意向性与感性”一文，认为胡塞尔后期的时间—意识的被动综合不仅是关于意识的前述谓经验的，更是关涉作为现象学之根基的自我的原构成的。列维纳斯的现象学就是在胡塞尔的这种时间—意识和时间性自我的背景和基础上发展的。“意向性与感性”一文是列维纳斯思想的现象学要义的集中表述。

　　3．应用现象学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现象学研究的重要题域。香港中文大学张灿辉教授的《我与他者之间——情爱现象与情爱现象学》报告，从希腊和中国两个文化传统中的爱的描述开始，区分了“欲爱—德爱—博爱”和“爱着—存活—体验”两大架构，认为情爱现象学的基本目标是将“爱着—存活—体验”呈现出来，呈现为自我对他者的“意向的—情感的—评价的—直觉的”活动，这一活动将成为所有情感现象各种模式的原初经验。作者强调中国的情爱理解比西方传统哲学的爱情理论更具现象学的特质。

　　台湾政治大学汪文圣教授从对一精神病院医师、护士、心理师、社工人员等的访谈资料中分析，一方面得出科技或技术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有伦理意义蕴含在精神医护的方法中。作者介绍了一个心理学的现象学典范，以及一种现象学实证研究方法，从而建立一种连接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讨论方式。

　　香港大学姚治华教授以藏传大圆满（Dzogchen）传统的龙清巴和海德格尔为例讨论时间的经验，认为他们都没有去构想永恒的生命，而是深入到时间流逝的现象和经验之中，揭示了一个全新的时间维度，即所谓第四时间或时间的第四维度。

　　中山大学的陈立胜教授通过对王阳明“一体观”中的三个关键动词（“视”、“见”、“知”）的现象学分析，揭示其一体观之中的“体知”性因素，显明“一体”的工夫论性质，兼而推进对“知行合一”这一古老话题的理解。

　　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廷国教授讨论了海德格尔对建筑的本质的讨论。他认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建筑的本质是让栖居，而栖居则意味着人据以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进而分析了海德格尔对建筑与空间，筑与天、地、神、人四方域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关注点主要在于现代人应如何直观栖居的困境，即会死者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还必须首先学会栖居这一问题。

　　此外，在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会议决定第十一届中国现象学年会将于2005年10月中旬召开，由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主办，主题为“现象学与纯粹哲学”。同时自2005年起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系统地整理、翻译、出版现象学经典文献和研究论著，以期推动中国现象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