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主持人导语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里，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这一领域里，形成了几个突出的热点。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思考。这一热点形成，是近年来学界不断涌动的“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以及“重读马克思”的热潮的继续，而直接推动的因素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问题的实质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学术日益多元化的现实，如何合理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第二，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视域，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中国学者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的另一种方式和途径。第三，挖掘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政治哲学资源。对于马克思的自由观、平等观、公正观以及人民主权观等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做出探讨。此外，对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有某些新的走向。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者们也倾注了一定的热情。

    在这一年中，就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话语倾向来看，更多的是以“马克思哲学思想”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言说。这既可以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研究的深化，也反映出中国部分学者远离意识形态，追求更加学术化的心态。此外，过去的一年，对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于斯大林的研究，显然与斯大林的历史影响，与对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的必要性程度相比，是不相称的。

    □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

    2001年，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他领域，国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呈现出较为繁荣的状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

    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性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是2001年国内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专家学者们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张一兵认为，在当代理论对话中，文本学研究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它帮助我们获得马克思哲学研究所需要的科学平台，直接指认了任何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升到“当代性”水平之上的研究都不可能不“回到马克思”。只有站在历史性前提之上，我们才不会无根，也就有了理解我们自己时代问题的基础。论者认为，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精心解读，以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长期盛行的研究方式的历史审理而获得一种科学的平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正是在这种历史性的反思中，我们将获得对自己时代基本语境的深刻理解，从而准确地捕捉到马克思思想逻辑与当代问题的结合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返本开新”。(《构筑科学平台，开创学术新视域》，《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诠释学把实践概念引入到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的层面上，从而完成了诠释学发展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不是从观念的文本出发来理解并解释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相反，是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并解释一切观念的文本。这实际上先于海德格尔而澄明了诠释学发展的本体论前提。事实上，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为我们昭示出诠释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实践诠释学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哲学。通过对它的深入研究，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将被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及其当代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孙正聿认为，近代以来的哲学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以理性代替上帝的过程，其实质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生存状况。现代哲学的使命则跃迁为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理性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个人；马克思哲学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历史大尺度，为当代哲学确认了消解对物的依赖性的历史任务。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自觉地承担起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承担起了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使命，正是这一哲学使命理论地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杨耕认为，20世纪的历史运动、实践和科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使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生存论的本体论以及从人的存在出发解读存在的意义这一伟大变革的方法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了，并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马克思批判并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就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从而为西方哲学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实现了哲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轨。(《马克思如何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2．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2001年5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是对深化这一话题研究的有力推动。衣俊卿认为，当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成为一个学术探讨的课题时，其中已经先在地承认了马克思学说本身同当今时代的历史间距，以及时代内涵的转换。那么，怎样真实地而不是单纯理论地发挥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就成为一个不简单的问题了。目前学术界的体系重建、文本解读、语境分析、生存论阐释、文化对话等各种思路对于阐释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都做了积极的工作。但是，从哲学的本性和历史的关联的角度入手来思考，或许是一种更为前提性的思路。哲学一直与人类同行，但哲学的对象域和定位似乎总是一个开放的、无解的问题。实际上，这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性：每一时代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自我澄明。(《哲学的本性与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吴晓明认为，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应该是探讨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重要工作，这一工作可以从三方面着手：第一，明了近代哲学视域的边界。第二，由存在论(ontology，或本体论)的根基处来深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第三，呈现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路径乃是“对话”，这里的“对话”一词取最广泛的解释学上的含义，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狭义的文本解读。(《由存在论的根基阐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徐俊忠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就在于他立足于人类的解放，举起了批判市场的旗帜。他批判市场崇拜，揭露市场之所不能，分析市场的发展所导致的货币崇拜、经济暴政、实利主义、社会异化以及人被物化、工具化、非人化等等。对于这些现象的分析不仅为西方支持正义追求的思想家所认同，也为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中国社会现在正在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它既苦于市场经济的不发展，又苦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借助市场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又需要拥有消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的手段。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认真、具体而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来确立起对于中国何以需要走向市场的理性认识，并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消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极现象和指导我们的社会向着和谐健康方向发展的价值原则。(《我们何以要提出重读马克思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张奎良认为，讨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不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对立起来，我们应当从面对历史、立足现实、瞻顾未来这三个维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问题。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总结过去，反思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支撑和实践指引；③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文化的灵魂，为人的生存、发展和塑造提供深邃的人学理念；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新活动的强大的思想动力；⑤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迎接世界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准备。(《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逻辑前提与总体定位》，《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高清海、孙利天认为，马克思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理解事物、现实和人本身，把包括哲学认识在内的一切意识形式看作是历史的实践的结果，终结了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有效性，完成了对传统哲学观的颠倒。但由于自然态度思维的诱惑、人的形而上学本能和革命实践对理论确定性的要求等，人们常常对马克思的学说做形而上学的补写，把马克思颠倒了的哲学观又重新颠倒了回来，造成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误解。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转变，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但为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因此，重新回顾和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当代哲学不能回避的思想任务。(《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王南湜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范式，它超越了作为理论哲学的实体性哲学与主体性哲学两种范式，构成了现代哲学之典范；其次，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超越于与市场经济实践方式相匹配的主体性哲学的现代实践哲学，能够通过社会批判而起到一种使现代市场社会健康发展的作用；再次，马克思哲学与作为古代实践哲学之典范的中国传统哲学同属实践哲学理路，在思维范式上所具有的亲和性，使之可能构成中国哲学重建的一个积极的、非常重要的中介。(《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三重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徐长福认为，回到马克思，首先意味着我们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具有异质性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对于究竟应当继承和发展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重要分歧。这种承认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回到马克思，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当然，必须指出，回到马克思的最真的意义不是为了恢复“原教旨”，而是为了发掘马克思文本的当代意义，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最具合法性的思想支持。在这一点上，人们还远未达成共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同样是回到马克思，由于解释者各自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前见”不同，其所确认的马克思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回到马克思，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态势之一，只有跟其他态势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理解。(《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态势》，《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孙伯鍨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教条，所以“回到马克思”也不是在马克思的书本中翻出一套一成不变的理论体系；社会历史发展从来就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轨道进行的，因此“重新面向马克思”也不是重新咀嚼他的每一个具体结论和预言，而是厘清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当然，说“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也只能说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仍然可以运用于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研究和分析，而丝毫没有失去它的科学性。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解释成不代表任何人的纯属个人的“私人话语”，把马克思主义弄成后现代化只能是培育一种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甚至没有价值准则的无政府情趣。(《以科学的理论态度研究“当代性”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田海平认为，时代性问题和理论形态问题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评估而言，是先于一切并统摄一切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对它们的分析是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亟须应对的重大课题。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在时代性问题和理论形态问题的辩证互动中将进一步得到揭示。(《评估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面临的两个问题》，《哲学动态》2001年第11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这是新世纪第一年中国学界的另一重要话题。黄楠森对此问题提了三点看法：①西方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鲜明的特性与其他西方哲学相区别，这些特性表现在：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斗争武器具有的实践性、战斗性和鲜明的阶级性，作为追求科学性的哲学而具有的实证性和客观性，作为人民群众的哲学具有的群众性、人民性和通俗性；③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20世纪各有长处和短处，它们具有互补性，可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指导的前提下，把西方哲学各派改造成为各种部门哲学，从而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哲学家族。(《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之我见》，《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杨耕认为，马克思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从本质上讲，马克思哲学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把人的存在(即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本身作为哲学追寻的本体，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着的本体。这种本体论表明马克思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从而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实现了哲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轨。(《马克思如何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俞吾金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为例，指出当前把马克思的这两个概念理解为认识论范畴，完全撇开其根本性、本体论的维度，是对马克思哲学理解上的重大失误。他认为这种理解是“前康德式”的，忽视了马克思思想的康德来源。事实上，马克思和康德一样把自由和实践当作本体论的概念。他据此指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由于长期以来被简单化或教条化，甚至被遮蔽，从而造成对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损害。(《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兼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康德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叶汝贤在一篇探讨如何发展唯物史观的文章中，明确反对以“接轨”说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他引用刘放桐的观点指出，如果“接轨”指的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那只能说明现代西方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近，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最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而西方哲学家至今仍然处在走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道路上；如果“接轨”指的是内容，那它无异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最后他还指出，尽管“接轨论”无法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但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时代的时代精神，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还是有借鉴作用和对话价值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3期)王南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实现有意义的对话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对话的可能性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客观方面是具有基于相似实践方式的共同问题域，主观方面是转向人类学思维范式。对于前者，他认为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的是论证市场经济合理性和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的任务，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面对的是相似的问题；对于后者，西方哲学思维范式已经实现了从实体性和主体性思维范式向人类学思维范式的转变，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真正实现向人类学思维范式的转变，只有真正转向人类学思维范式，有意义的对话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意义的对话何以可能》，《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欧洋认为，尽管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对于如何更加自觉和有效地开展对话，还缺乏深入的探讨。对此他提出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①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于西方，在实现中国化之后又强调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其目的是什么?这种对话在何种意义上是必要的?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产生并发展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之中，有不同的哲学观念、哲学范式、哲学方法、价值观念，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话在什么程度上是可能的?③对话能否在较高的层面上，即在哲学观念、哲学理想和哲学方法等方面有效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江海学刊》2001年第5期)

    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 随着国外学术思潮的引进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哲学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分野问题也倍受学界关注。叶庆丰、杨光比较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和民主观，认为：①自由主义主张人的绝对自由，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两种自由观在哲学意义上分别体现了抽象的人本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②自由与民主的矛盾始终是西方自由主义未能解决的一个难题，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与民主观在价值取向上则是自洽的；③资产阶级自由观宣扬自由与民主是超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则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吴忠民认为，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消灭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追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价值和基本目标。他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内容和几个特征，在批判自由主义者由于思想缺乏历史和现实经济依据的支撑而产生的局限性的同时，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是迄今最具科学意义的公正理论，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正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王贵明认为，自由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集体而忽视个人，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在于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中的核心内容——人的自由个性思想，事实上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扬弃。作者从几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的个性自由观：①个体是历史活动的主体；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以个人所有制作为自己存在的物质前提；④以马克思的根本方法论为基础，即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个性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优先性》，《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

    四、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孙伯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一种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既是指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及其理解，更重要的方面是指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待现实，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就是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和怎样一步步发展的。表现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自己和主体哲学划清界限，也使得自身即使在当代也没有被超越。(《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吕世荣认为，马克思运用科学实证的分析方法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运用价值分析方法揭示客观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把人的本质、价值实现建立在社会规律的基础之上，达到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客观描述和价值分析的目的。(《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主要方法》，《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周宏分析了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的方法，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历史性批判和整体性批判，实现了价值性批判和科学性批判的统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林育川 赵景来)

    □ 列宁哲学思想研究

    2001年国内学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问题呈现出新意。

    一、列宁的政治哲学思想 王志连、石磊认为，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初构想。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组织形式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政体；其次，旧的国家机器应该被彻底打碎，取而代之的是工农群众组成的“廉价”政府；最后，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受人民监督。在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能够直接管理国家，那里每一个人都参加对社会事务的管理。然而美好的理想一接触到俄国落后的现实条件，就只能向现实妥协。第一，庞大的国家机器代替了理想中的“廉价政府”；第二，权力趋向集中；第三，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偏低，不具备直接管理国家的能力。基于以上原因，列宁认识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权力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弊端已经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当中显现。其一，权力向高层集中，容易导致个人的专断和党、国家的分裂，这是列宁晚年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其二，过度集权会导致官僚阶层重新凌驾于社会之上，行政管理体系的官员们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列宁提出了以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等政治权利制约权力的指导思想。作者还分析了列宁及列宁的后继者始终未能在苏联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权力分配和权力制约体系的深层原因。(《以“权利”制约权力——列宁晚年时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衡的探索》，《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3期)

    二、对新经济政策的再研究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直是中国学界寻找改革开放思想资源的重要对象。李浩分析比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革理论之同一性。①二者均是在国家刚从战乱或动乱中脱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社会有可能步入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②二者的目的均是为了迅速解放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③二者均主张逐步放开市场，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刺激和促进作用。④二者均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放开所有制形式，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⑤二者都遵循先农村后城市的经济改革道路。⑥二者都被其缔造者视为长期策略而非短期的权宜之计。(《列宁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经济改革理论比较》，《改革与战略》2001年第6期)刘书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却有另一番解读。他认为，①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共产党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主动做出的退却，是从实际出发的表现。但是，这决不能理解为奋勇前进，否则，那就只能丧失政治方向，导致毫无顾虑地向着资本主义狂奔。②及时地宣布“停止退却”，并立足新环境、寻求新主动。“停止退却”不是否定前一段的工作，也不是改弦更张，而是立足于新的现实，动员共产党人的力量，在新形势下占据主动的地位。③明确宣布存在一个资本家阶级，并与之展开竞争和斗争。经济政策方面的“退却”决不允许牵带政治原则的退却。在政治上，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洞察秋毫。新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既承认和允许资本主义、资本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又要与之进行竞争和斗争，与之争夺农民群众。列宁当时对资本主义关系不是禁止、压制，而是利用、监督。④在党内做出适应新经济政策的全面部署。(《清醒的退却，坚定的原则——重新解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

    三、关于列宁的文化哲学思想 宋仕平认为，列宁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一是俄国国情决定了搞好文化建设的迫切性；二是无产阶级掌握文化是巩固领导权的需要；三是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经济建设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根本问题，但经济建设必须有充分发展的文化教育做保证；四是文化建设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条件。不仅如此，列宁还制定了进行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包括：确立知识治国的观点，发挥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掌握和改造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正确对待文化遗产以及坚持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思想教育等。列宁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

    四、卢卡奇与列宁辩证法思想的比较研究 有学者认为，卢卡奇与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时代共性，但各属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而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路。周娟认为，列宁和卢卡奇都反对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批判机会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两人都把辩证法的研究提到首位，而且都着眼于从总体上构思辩证法。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解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哲学体系，他探索和构思的重点是认识、思维的辩证法；而卢卡奇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社会历史哲学，他主要着眼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由于列宁与卢卡奇在辩证法理论研究上的出发点和侧重点的差异，导致了两人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走向，形成了两种各具特色的辩证法。列宁从认识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哲学思想、哲学体系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总结出哲学认识的规律性，通过对规律的研究形成认识论的辩证法；而卢卡奇则根据他的逻辑和方法来理解和阐释辩证法，把辩证法推到历史中去，把主体纳入辩证的相互关系之中，认为主体的自我生成、自我对象化(物化)和扬弃对象(自我认识)的过程，就是历史。卢卡奇由此转向对j意识形态的批判，形成了历史辩证法。(《卢卡奇与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比较》，《哈尔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五、列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国宏认为，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列宁指出共产党人要善于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次，列宁提出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任务更加艰巨的思想。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相比，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民族文化，都显示出极大的差异性，因此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更应赋予东方的民族特色。再次，列宁在具体指导共产国际的实际活动中，严肃批评了把俄国革命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无疑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形势，导致共产国际强调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必须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服从国际革命的利益的思想，发展到后来，共产国际更是把“国际利益”教条化、绝对化，忽视甚至否定“爱国主义”与“民族利益”。这严重妨碍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当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居主导地位的。(《列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2001年第2期) (黄寿松)

    □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2001年，中国学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态势并“不景气”。汪绪永指出，毛泽东哲学研究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研究阵地萎缩、研究人员转向、研究课题减少、研究机构改名。(《关于毛泽东思想及其研究的几点思考》，《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6期)概观2001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成果，探讨的主要领域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也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其他内容。

    一、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来源 林源认为，毛泽东辩证法的理论来源大体上有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理论，革命实践和生活的朴素辩证法，还有包括《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关于老子哲学和毛泽东辩证法的关系，林源指出老子辩证法中对毛泽东有影响的是这样三个方面：即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论、反者道之动的矛盾转化论和柔弱胜刚强的发展规律论。(《老子哲学与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二、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 林源认为，毛泽东辩证法不仅是对马恩和列宁辩证法思想的运用，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他的矛盾问题精髓说，对矛盾动力观的深化和展开，以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等，都标志着他把唯物辩证法理论的研究和运用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毛泽东在唯物辩证法发展史上，明确提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第二，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联结上提出了矛盾“精髓”的思想，对矛盾特殊性做了独到深入的研究；第三，毛泽东具体阐明了矛盾是如何推动事物的发展的；第四，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应用于政治、军事、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把辩证法化为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马恩以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线索》，《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也有学者对于毛泽东矛盾辩证法的特点与局限性做了分析。刘明贵认为，在对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的认识上，毛泽东十分重视矛盾的斗争性，以至于在实践中过分地夸大了矛盾斗争性的作用；在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重视内因而对外因重视不够；在矛盾的解决方式上，毛泽东更多地强调的是矛盾双方的一方吃掉另一方这种方式。(《毛泽东邓小平辩证法思想比较研究论纲》，《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吴兵认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①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占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矛盾；②毛泽东在肯定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基础上，坚持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原理，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纳入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之中，使之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③毛泽东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具体分析，形成了他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从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核心理论。(《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2期)

    三、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 有学者明确提出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归诸于民粹主义的主张。吴敏认为，所谓毛泽东具有过民粹色彩的观点大多是在以下两方面寻找支持，即毛泽东有盲目崇拜农民的倾向和没有摆脱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而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与民粹主义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绝然不同的，他是民粹主义的坚定反对者。(《毛泽东与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周宏认为，把毛泽东划归于民粹主义之列主要依据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即所谓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论、所谓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关于革命道路上对农民革命的偏爱和所谓对落后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赏。但这些“依据”与毛泽东的真实思想都是相去甚远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

    四、毛泽东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关系是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高玉认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毛泽东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是“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1期)尹雪萍就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与西方社会冲突理论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都是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都以寻找解决矛盾的最佳方式作为重点。两类矛盾学说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由于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运动的根本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矛盾以更复杂的斗争形式及前所未有的特点呈现，因而，在注重做好两类矛盾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对西方同类理论的先进技术的借鉴。如冲突理论对调适、消除各种冲突所采取的一系列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疏导的方法、“安全阀”机制等)，都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社会关系的整合。(《毛泽东有关矛盾的处理方法与西方冲突理论关于冲突的解决方法之比较》，《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1期) (文卫勇)

    □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研究

    2001年国内哲学界对邓小平理论的探讨的新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的邓小平理论 江德兴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其主要标志是提出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并对之给出了系统和科学的回答。具体地说，包括几层涵义：①由时代课题的转换而产生的理论主题的转换。邓小平理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探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②分析问题的具体思路的创新。通过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来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理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新思路；③新的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等理论，形成了自己的时代风格；④进一步发展了理论分析工具，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范畴。(《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历史性转折——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二、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 雍涛认为，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是同属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这是因为：①革命事业的连续性决定了哲学上的继承性。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②邓小平所使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哲学，其框架体系也大体上与毛泽东哲学一致。③邓小平之所以没有创立一个性质上不同于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原因是：从历史任务来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主观条件来说，新的哲学体系的创立是相当艰难的，不是一个人短时间能办到的。但是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观点；更重要、更新颖的是在应用哲学方面创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哲学”。(《再论邓小平哲学》，《三峡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三、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杨耕认为，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一条中国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建国后他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讨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并提供了一条富有原创性和启示性的思路，同时也留下了诸多教训。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他充分认识到，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活动方式的根本转变，其实质就是用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代替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因此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时，现代化虽然与“西化”有一定的历史重合，但现代化不等于“西化”。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当代中国的三大历史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折和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折。这三大历史性转折，使当代中国实现了整体转型，使当代中国经历了继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寻觅、探寻和拓展(上)(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

    四、以实践为基础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李景源、贾旭东认为，实事求是与“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是“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唯物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是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核心，其统一总是以具体实践中的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实践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统一的客观根据和现实基础。(《唯物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邓小平理论的哲学解读》，《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五、邓小平理论的矛盾辩证法思想 曹玉蓉指出，邓小平理论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矛盾论方面有了新的关注点。①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时，把矛盾的同一性放在首位，强调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寻求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他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同点，提出二者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②邓小平把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到辩证法，又根据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两点论”、“重点论”。③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上，邓小平把重点转向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改革、所有制的调整、科学与技术等方面，指出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论毛泽东、邓小平的矛盾观》，《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1期)

    六、邓小平政治哲学对“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命题的解读 周毅之认为，马克思通过对政治解放的历史批判，提出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著名命题。对政治解放的超越曾经实现在历史批判的理论之中，继而实现在暴力革命的实践否定之中。而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邓小平把对政治理论的观察从批判的视角转向建设的视角，从权力型计划经济背景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从抽象的政治伦理主义转向现实的政治法治主义。由此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以超越政治解放为使命，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反思各种政治问题的认识论基础和历史观基础，并回应了“历史终结论”和“第三波”，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的转换，成功地在中国开始了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径探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全新理论境界。(《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命题与邓小平政治理论的使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肖静)

    □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1年，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随着视角的转换和方法论的更新，呈现出新的态势。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 王雨辰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徐崇温先生最先引进，综合了佩里·安德森、梅洛—庞蒂、科尔施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形成的。但这一概念的形成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研究模式的局限，有必要对之进行再清理与再认识。他认为，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反映的是由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不同而通过争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形成的一股和苏联模式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这股理论思潮由于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不得不逐渐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实践相脱离，并在党外发展；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反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一概念没有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不能为我们借鉴和采纳；佩里·安德森则从“世代性、地域性、理论主题的转换”角度具体地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及形成原因，避免了先入为主的臆断，值得我们借鉴。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重新清理的基础上，王雨辰认为，必须坚持从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本性来认识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再清理与再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6期)

    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向 张一兵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术视域的拓展，但也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表现在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翻译和人头式总体评述的水平上展开的，远未达到精耕细作的深度；经典文本的译介也主要集中在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等方面，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倾向于实证科学的学科成为很大的缺口，在广度上存在着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对这一思潮的最新发展也未能形成最新的理论定位。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必须重新面对我们一度以为完成了的文本和人物，建构特定的历史语境，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同时要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将研究的重心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深度耕犁与研究范式的断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走向》，《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陈学明认为，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上，首先必须像徐崇温先生那样坚持从事实判断出发，先搞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然后再对这些区别做出价值判断；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则必须跳出纯理论的标准，更必须跳出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的标准来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修正和发展。陈学明强调，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着眼于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启示，而不能把研究仅仅局限于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知识的积累与辨析上。(《我们今天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胡大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逐步兴起的一种激进思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某种继续，在当代西方激进的政治和学术领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目标的改造，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乌托邦从批判理论中删除了，或者被改写为一种各个阶级都能接受的伦理价值；二是告别了无产阶级革命；三是刷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反对元叙事。在中国，随着市场的深入以及国际化程度的加强，这种思潮逐渐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它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对真正的自由平等的义无反顾的追求，更是我们需要借鉴的。(《作为批判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及对中国的启示》，《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此外，本年度学者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的辩证法思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详细情况可参见本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目中“辩证法研究状况和进展”条目。 (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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