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哲学

    主持人导语

    新世纪之初，中国学界在“外国哲学”标题下进行的研究，依然是以西方哲学为主。虽然常常可以听到由外部发出的关于西方哲学没落或终结的预言，但至此为止消解西方哲学的真正动力却仍然是发自于它的自身内部，并因此而恰恰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就目前西方本土的哲学研究趋向而言，尽管哲学内部的分裂趋势在它数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尽绝过，“仍然—哲学”的方向与“不再—哲学”的方向，却在今天显得分外醒目，以往的历史表明，这个张力的结果通常会导致“哲学”地盘的进一步割让。或许历史会再次重复自己。

    2001年所展示的中国西方哲学界的研究，与西方哲学本土研究的上述趋势基本相符。在“仍然—哲学”的方向上，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方面的讨论可圈可点。在这里稍做留意便可以发现，对实践哲学的讨论已经占了主导，但始终也是在理论哲学的方式中进行；由此表明对理论的厌弃即使在汉语学术领域也尚未成为时代精神。而在“不再—哲学”的方向上，后哲学或非哲学或反哲学的势头方兴未艾。虽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大范围的概述评论仍在唱主角，但研究课题和方式日趋细致化、实事化的取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可以看到新一代研究者中后学力量的崛起，完全可以预期他们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崭露头角。有趣的是，以上的两个方向目前并不处在俨然对峙的状态中，它们常常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面貌登场。

    □ 古希腊哲学研究

    2001年度古希腊哲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有二十余篇，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古希腊哲学的神话及宗教渊源 赵林认为，希腊神话传说以其美轮美奂和谱系分明而著称于世，它是许多不同种族、民族、地区的神话传说相互混杂和历史演化的结果。希腊神话反映了一种朴素的宇宙起源观和宇宙演化观。这种以神话形式所表现的宇宙观是前哲学时代的思维产物，它后来在希腊哲学的第一个形态——米利都学派那里以概念的形式升华为对本原或始基问题的思考。整个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自然哲学家们所提出的种种形态各异的物质性的宇宙本原，都可以在希腊神话中找到最初的原型。(《希腊神话传说的文化背景初探》，《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6期)卿文光则从奥菲斯教与古希腊哲学的关系角度对古希腊哲学的存在概念进行了阐释。他依据黑格尔精神概念的辩证法对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和纯概念做了简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希腊古典哲学的存在概念的涵义，证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概念同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从根本上是同一的，并以同样方法证明希腊哲学产生前的奥菲斯教的逻辑内容正是存在概念，由此具体揭示了奥菲斯教的唯灵论精神对希腊纯科学和哲学的诞生及对整个希腊古典哲学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希腊存在概念阐释——兼论奥菲斯教对希腊古典哲学的意义》，《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二、古希腊哲学的内在逻辑演进 叶秀山主要论及了希腊哲学经过怀疑论冲击以后所出现的由知识论—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论题上的演进。他首先肯定了怀疑论的历史作用，认为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所谓“怀疑”、“否定”就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要求，而且是一种道德上的必然性，因而怀疑、悬搁这些否定的力量，就真正成为通向道德领域的环节。在这个视角下他探讨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意义，试图阐明不同于“主—客”关系的“主—主”关系的特点，并讨论了作为“主—主”关系的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意义。他认为，所谓“伦理学”本质上并不包括主、奴—主、客关系在内，而只是“主”与“主”的关系。“主”“客”关系是一种知识论的，“主”与“主”的关系则是一种道德伦理的关系。以主—主关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实际上是“精神”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而知识则是“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作者并由此引导出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的关系，认为把“义务”(职责、责任)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将“被动”的问题引入“主”—“主”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而并不把它局限于知识里的感觉材料，乃是斯多亚学派的重大贡献。作者还试图指明哲学伦理学的兴起对于基督教及其神学在罗马的传播所产生的作用，认为斯多亚派和新柏拉图派通力合作，贬抑现实的世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不同于现存世界”的“彼岸世界”，从而为基督教宗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理路上的准备。(《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邓晓芒侧重于探讨古希腊精神哲学的内在演进。他首先从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两个核心要素的矛盾分析出发，探讨了古希腊精神哲学从智者派到苏格拉底思想发展的内在的精神动力，指出其在依靠这两大要素超越了自然哲学之后，由语言逻辑和自由精神双方各自的“自否定”原理而一步步走向辩证法和神学的必然性，澄清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主体自身的内在矛盾性。邓晓芒认为，智者派致力于把逻各斯从被给予的对象世界强行割裂开来；苏格拉底则进一步借助于这种逻各斯而反思到它后面那个起支配作用的自由主体及其凭借逻各斯而建立起来、确定下来的真、善、美的精神生活，并由此引向了神。柏拉图“辩证法”的确立使苏格拉底的反思成为一切有理性者的内部“回忆”的普遍原则，是努斯的能动追求所最终达到的逻各斯，即“理念世界”的原则。(《论古希腊精神哲学的矛盾进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邓晓芒还从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个层次探讨了柏拉图精神哲学的构成，强调其理念逻各斯和推动它的灵魂努斯之间的交替互动关系。他指出，正是在此矛盾中，其哲学才得以构成，并被推动着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否定。为解决其目的论和本体论的内在冲突，柏拉图力图削弱“善”的伦理道德色彩，使理念中所包含的努斯和逻各斯都解放出来。从认识论来看，柏拉图以“回忆说”划分出了“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而这两个世界的划分是通过摆脱了逻各斯的努斯冲动而造成的。理性也正是在它的最高层次、即“辩证法”的层次上，显露出了自身本质中所包含、所固有的非理性成分，并且使理性的逻各斯从一种静止的规范(共相)成了一种能动的自我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要超越到一个更高的理性真理的王国即理念世界中，所以他仍然保留着理性主义或逻各斯主义的终极立场。从逻辑学层次来看，柏拉图由于他在逻各斯中引入并大力贯彻了努斯的能动性，从而通过对智者派的明确批判而上升到了积极的辩证法，使对立面得到了统一。(《论柏拉图精神哲学的构成》，《中州学刊》2001年第3期)

    三、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 汪子嵩通过陈康、苗力田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阐述了我们对西方哲学应有的研究方法与翻译方法。汪子嵩认为，亚里士多德开创了西方文化重视分析、重视逻辑，同时又重视经验的科学传统。陈康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将西方对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介绍到国内，并以严格的方法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是公认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他所倡导的是一种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苗力田先生师承陈康先生，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他所主编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版，为中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哲学的翻译工作也是一种再创造活动，其和学术研究一样，也存在着方法论的问题。(《陈康、苗力田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兼论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翻译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炎冰通过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等主要著作，抽取了亚氏思想体系中的三大问题，梳理出亚氏科学划界观中隐含的三大标准，试图揭示科学划界这一科学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在其认识发展过程中既存的内在逻辑之一环。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实体问题、逻辑问题、语词问题实际地昭示了有关科学与哲学、科学活动的本质以及科学与诡辩术相殊异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观点对后世的影响是双重的，即他的积极方面成了近代科学得以生成的思想源头；而他的消极方面成了宗教教义的“科学”佐证。亚氏的思想指向和方法原则对于今日之中国学界识别和反对伪科学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理论参照。(《论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划界观》，《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7期)

    四、晚期古希腊哲学研究 王晓朝强调古希腊晚期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把古希腊晚期哲学各流派的基本性质确定为折衷主义是阻碍中国学术界深入研究古希腊晚期哲学的一大障碍，因而他试图对“折衷主义”进行考辨。希腊化时期，“折衷主义”指称某种哲学的结构性特点，折衷的哲学是对已有各种学说进行精心选择、使之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体系，并没有区分贬义和褒义。其近代含义则有了积极的肯定意义。而后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下，折衷主义失去了积极的批判性的含义，逐渐成了坏哲学的代名词。“折衷主义”的这种演变与德国哲学家策勒有关系。王晓朝认为，方法意义上的折衷主义至今无定型。就学派意义而言，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中并无特指的折衷主义学派，称具体哲学家为“折衷主义学派的哲学家”也应废止；而用折衷主义概括某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特征时，实际上是指该时期思想的发展具有综合的特征，但尚未达到整合的阶段，因而呈现“多元并存”的面貌。(《“折衷主义”考辨与古希腊晚期哲学研究》，《哲学动态》2001年第9期)

    此外，有学者还尝试以新的方法来诠释希腊哲学。钱捷就试图以皮亚杰在个体思维发生研究中所发现的思维图式发展的建构主义来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及其关系。该方法所依赖的基本前提是个体的思维发生与人类思维演进之间的可类比性或重演性。将人类意识重演律运用到古希腊哲学研究中，其直接的效果是对古希腊哲学研究所属的思维类型做出了定位，即古希腊哲学在思维类型上总的来说属于从前运演类型进入并完善具体运演类型的发展阶段，这就使我们明确了为什么最初的哲学问题是“始基”问题并且它因何而产生等问题。(《人类意识重演律和古希腊哲学研究》，《哲学动态》2001年第9期)

    (颜昌武)

    □ 中世纪哲学研究

    2001年中世纪哲学研究依旧薄弱，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少。探讨着重于：

    一、中世纪之于哲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田薇从分析“何谓中世纪”入手，考察了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流行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指出它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继而通过考察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基本观点，指出摈弃对中世纪的误解，揭开中世纪的客观原貌正是由此而得以实现的。其结论是：西方文化是“两希文化”的产物，不了解中世纪，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个性。(《关于中世纪的“误解”和“正名”》，《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唐逸也肯定了中世纪之于哲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他具体考证了释词手卷中的哲学思想，认为当时的主要思想倾向约有两方面：①对于希腊哲学颇有兴趣，尤对希腊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的关系最为关注；②对于逻辑的研究与运用亦甚注重。唐逸认为，将逻辑视为关于语言陈述的形式科学这样现代的思想，在当时是哲学的一大发展，竟发生在“黑暗时代”，也是颇有兴味的事情。此外，10世纪的逻辑与哲学为11、12世纪经院哲学的兴起做出了准备，而11世纪早期辩证术派的试验与失败，可以说是经院哲学的一种借鉴与准备。(《“黑暗时代”的哲学发展》，《哲学研究》2001年第10期)李秋零则对基督教理论化之于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处于信仰与理性张力之下的基督徒们在保证信仰的前提下，发展出了一种理论化的宗教。基督教这一过程及其结果对西方的文明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教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接过了古希腊哲学的概念、方法乃至理论，以致产生了基督教哲学这一在后世颇有争议的哲学形态，而且古希腊哲学的两大巨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先后成为基督教教义的理论支柱。西方由此确立了信仰与理性的亲密联盟，而基督教对理论思维的重视也必然影响到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基督教理论化的起因及其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二、从新的角度对中世纪哲学的核心人物予以关注 徐弢具体分析了阿奎那的意向性理论。他认为，意向性作为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一个新范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但就其对心理现象及其本质的探讨而言，它同哲学的许多传统范式一样古老。事实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系统化人物托马斯就曾经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有关思想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探讨过与此有关的许多重大问题，从而为后来西方意向性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此，作者从理论缘起、概念分析、主要内容和意义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托马斯的意向性学说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得失与启示做出了新的分析与评价。(《试论托马斯·阿奎那的意向性学说》，《学术论坛》2001年第1期)

    (颜昌武)

    □ 近代哲学研究

    本年度近代哲学研究的领域较宽泛，现着重介绍以下方面：

    一、启蒙思想与启蒙思想家 宋全成认为，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共同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但是在自由、平等及其政治保障的问题上，明显区分为对立的两派：伏尔泰、孟德斯鸠主张私有制的永恒性，而卢梭主张其历史性；伏尔泰与孟德斯鸠重视人的自由权利，而卢梭更重视人的平等权利；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并不主张政治上的平等，特别是经济上的相对平等，而卢梭则不仅主张政治意义上的平等，而且主张社会成员经济的相对平等；伏尔泰、孟德斯鸠主张君主立宪制，而卢梭主张人民民主制；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主张代议制度，而卢梭主张直接的、极端的人民民主制度。卢梭的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的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灵魂。(《欧洲启蒙思潮中的两大派别之比较——以自由平等观为例》，《文史哲》2001年第2期)赵立坤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论18世纪启蒙理性》，《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韩震具体讨论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人学思想。他认为，孔多塞制定了一种可以贯通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把“可能性”这个概念作为连接物理科学和人类科学的认识论桥梁。他一方面利用了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学说，强调自然科学和人类的自我认识都属于经验的范畴，而所有经验真理都只具有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坚持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路线，认为所有的可能性因素都能够按数学的确定性加以演算和表达。韩震认为，孔多塞已经真正突破了人类历史循环论的桎梏，为人类指出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和永恒进步的前景。但是，他把人类历史的进步看成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从而忽视了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研究。(《科学的人学是如何可能的——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人学思想》，《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二、休谟问题研究 对于休谟问题，有人侧重于因果问题，有人侧重于归纳问题，还有人则认为主要是“是”与“应当”之间的区别问题。

    陈波认为，休谟的归纳问题在逻辑上无解，但其归纳方法具有实践上的合法性。归纳问题在逻辑上之所以无解，是因为它的三个预设是虚假的：①存在普遍必然的知识；②把合法的推理局限于有保真性的演绎推理；③把知识的范围局限于感觉经验的范围以内。由于休谟对归纳提出了这三个不适当的要求，归纳问题就是不可解决的。但归纳问题可以在整体主义和实践过程的背景之下得到辩护。其理由是：①归纳是实际生存中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②经验的重复为归纳提供了事实的理由；③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被证明是可能的；④归纳结论为真是永远可能的。最后，陈波展望了一种归纳逻辑，它包括四个部分：发现的逻辑，(客观)辩护的逻辑，(主观)接受的逻辑，修改或进化的逻辑。(《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兼论归纳逻辑的实践性和归纳逻辑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黄正华对休谟问题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简要的考察。在他看来，休谟本人提出的是因果问题。对于因果问题有两种把握方式：一种把它当成是形而上学问题，即因果律问题；另一种则针对“特殊的因果律”即自然律，是认识论问题。他认为休谟所提出的是认识论问题，康德给出的解决是无效的。康德先给出了因果律的先天形式，并认为在这种形式的“范导”下就可以过渡到自然律，但问题在于，从“任一事件必有一个原因”这样形式的因果律不能充分地得出形如“某一事件是另一事件的原因”的自然律，因此“范导”说是不成立的。作者通过引述波普尔的研究指出，休谟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即逻辑问题和心理学问题，而若把心理学表述转化为逻辑表述，则休谟问题就变成了归纳问题。正是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才使得归纳问题得以彰显。黄正华认为，在语言哲学的背景中，归纳问题实际上不可能合理地提出。如果把休谟原来的表述“事件之间的相似关系”转写成逻辑“类”的概念，用“类”来与“性质”相对应，问题就转化成事件之间就“类”而言的相关问题，这样就不存在归纳的余地了，因为“类”之间的相关是直接的，是直观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休谟问题和归纳问题刍议》，《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8期)

    孙冠臣认为，归纳问题和因果问题在休谟那里即经验之间的关系，而詹姆士从“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给出了一个解。休谟问题是因果关系的必然联系问题，亦是因果关系有没有理性基础的问题。而休谟关于“事物本身及其经验均不含有任何东西使其超出自身”的论断则否定了因果关系的经验基础和理性基础。詹姆士对休谟问题的解决办法是：①认为经验给予的东西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经验之流”，这样，存在于相互分离的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就不成其为问题了；②从实用主义出发，因果问题不是追问客观必然性的问题，而是信念的有效性问题，这使得休谟问题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了。(《论休谟问题及詹姆士的解决》，《现代哲学》2001年第4期)韩东屏把休谟问题表述为从“是”能否推出“应当”的问题，即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问题。休谟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否定的答案，从“是”推不出“应当”，就被称为“休谟法则”。韩东屏认为，休谟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关于“应当”的问题成其为问题并不是因为有事实判断做前提，而是因为有关于“可以”的命题做前提。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从事实判断过渡到价值判断，而是要从关于“可以”的可能性判断得出关于“应当”的选择，而此时关于“应当”的判断就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以现实实践要求为前提的利益选择。(《解休谟问题》，《河北学刊》2001年第7期)

    三、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内在关系及其现代转型 随着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近代西方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包括分期问题)上升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厘清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和相互关系，不但会使我们对西方哲学史获得新的识见，而且也为重新理解西方哲学精神的实质及其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俞吾金认为，分期的依据应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应引入外在因素对哲学发展进行分期。他指出，肯定近代西方哲学、否定当代西方哲学和肯定当代西方哲学、否定近代西方哲学的理解模式都是片面的，强调要在重视历史性的基础上对近代西方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论近代西方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兼谈近代西方哲学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

    江天骥认为，意识哲学的后继是文化哲学。意识哲学有四种形式：笛卡尔的基础主义；从洛克、贝克莱、休谟直到逻辑经验主义和卡尔纳普的英国经验论传统；康德的现代基础主义；现象学运动。其哲学的共同特征是以“心里的观念”为出发点，加上各自不同的其他一些必要条件而成为典型的意识哲学。同意识哲学针锋相对的哲学便是由虚构或幻想回到现实、不受私己的观念和印象所束缚的、朝向客观世界的哲学，即文化哲学，它所必须具备的特征是：以生活世界为基地和承认意义并不源出“心里的观念”或印象或者心里关于外物的表象。(《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杨寿堪认为，实体主义和现象主义是贯穿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以求知求真为其主题。这种知识主义必然发展为实体主义。实体主义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思维模式，以世界的二重化为前提，以追求世界万物的根底——本质为宗旨。康德开创了西方哲学的现象主义路线，以现象思维取代实体思维，是对实体主义的超越。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中，现象主义主要是围绕反对主客二分和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而开展的。(《实体主义和现象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孙增霖、陈怡、孙巨传试图从19世纪法国哲学的发展看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他们认为，哲学在19世纪发生了极其深刻和影响深远的转型。作为转型的一部分，法国哲学既顺应了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超越这一总的趋势，同时，又表现了与英、美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德国的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所不同的特征。他们探讨了19世纪法国哲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元哲学等方面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超越，试图说明从孔德到柏格森之前的法国哲学虽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但它在现代哲学的转型期所起到的承先启后的作用却是不容抹杀的。(《从19世纪法国哲学的发展看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学海》2001年第3期)

    (颜昌武 黄敏)

    □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

    本年度学术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仍旧是个热点。从各个方面开展的比较研究(如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家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亦有体现。

    一、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杨祖陶认为，德国古典哲学至今仍然保持着十足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德国古典哲学是以往西方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必须借助于对这个阶段哲学发展规律的研究，来理解以往哲学发展诸阶段的规律性。其次，德国古典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土壤和背景。再次，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土壤和背景，更是它产生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和理论来源。最后，德国古典哲学的现代价值尤其表现在它把西方哲学传统所特有的两种精神(“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发展到了典型的高度。(《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杨河认为，康德、黑格尔哲学是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自戊戌变法以后开始在中国较有规模地传入与研究。在百余年的历史中，经过了四个阶段、五种解读方式的转换，积淀着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基本的经验教训。(《北京大学与康德黑格尔哲学》，《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二、康德哲学研究 2001年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从质与量方面都有增无减，发表的论文达三十余篇，从多角度对其哲学进行了析理。倪梁康对康德“智性直观”概念的基本含义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这一概念在康德那里至少含有三个基本因素：“形而上的直观”，即在外直观方向上对某种非对象的、不显现的、“先验对象”的“悟性直观”，“智性的”在这里首先意味着“朝向客体本体的”或“与客体本体相关的”；“心而上的直观”，即在内直观方向上对某种非对象的、不显现的“先验对象”的“悟性直观”，“智性的”在这里首先意味着“朝向主体本体的”或“与主体本体相关的”；“创造的直观”，即在“本原直观”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观或创造性的想像力，“智性的”在这里被理解为原则上只有神才有的“具有创造能力的”。前两个含义都是限制性、消极性的，惟有第三个才是积极的概念。而后来东西方思想中对“智性直观”的接受和展开基本上都立足于这三个原本含义之上。(《康德“智性直观”概念的基本含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10期)温纯如剖析了康德关于想像力的创造性思想，他认为康德的想像力一方面是自由的创造，另一方面又受知性和经验材料的制约，这就把想像力纳入科学创造的轨道。想像力的独创性就是天才。康德强调想像力的创造性的理论依据是：理智直观、模糊概念和判断力。(《康德论想像力的创造性》，《哲学研究》2001年第12期)尤西林从康德道德宗教与人文主体性的现代困境出发，指出康德陷入了“恩典—自由”的矛盾，这一矛盾标示着人文主体性与基督教神学有其现代性源初关联，两者必须相互关联地成为反思的对象。康德将神性的无限性时间意义人文化为向善的“历史”的人文主义立场，这深远地制约着现代性思想。后康德现代性思想始终未能克服以上矛盾，而现代三位一体神学与海德格尔式多重关系多重角度的非中心新格局，才有助于开启21世纪可能的新人文主义方向。(《恩典与自由——康德道德宗教与人文主体性的现代困境》，《学术月刊》2001年第12期)一些学者还对康德的启蒙思想、历史理性等进行了研究。

    三、费希特与谢林哲学研究 寿建纲认为，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最有感召力的启蒙学者。他捍卫人的尊严，关注人的解放，以火焰般的言论呼吁行动，使他的知识学成为实践唯心主义。费希特以自我设定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自由性，提出了主体建构对象的认识原则，阐述了对立统一是思维的规律，揭示了实践活动先于、高于理论认识，强调了主观的东西可以转化为客观的东西，对发展辩证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简析费希特哲学的三条原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邓安庆试图通过追溯谢林通往存在本身的思想之路，来展示他对于自由问题的视野，并以此来回答谢林研究中一直令人困惑的前后期哲学的统一性问题。邓安庆认为，把握本原的、神性的存在并以此来理解个体自由，是谢林哲学不变的主题。谢林思想的起点是对神性存在与个体自由问题的思考。通过追溯从客观自然到主观自我的发展以及从主观自我到第二自然的返本，谢林建立了他的“同一性体系”，这也就是一切存在的东西在质上是同一的体系。他以先验唯心论的方法，推演本原存在的生存过程(从自然到自我，从自我到精神)，即本原存在的行为，目的也就是要演绎出真正的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才说，他的先验唯心论体系的开端和终点都是自由。(《谢林哲学中的自由问题——兼论谢林前后期哲学的统一性》，《哲学研究》2001年第5期)

    四、黑格尔哲学研究 对于黑格尔哲学，学术界不仅注重于对其核心思想的研究，还注重对其经典著作的重新解读。

    俞吾金认为，《小逻辑》既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一部和奠基之作，集中了其哲学尤其是逻辑学思想的精粹，是黑格尔哲学史研究的经典性的、纲要性的著作，也是他为哲学史发展所提供的最终归宿。黑格尔注重于哲学史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注重哲学思想范畴的辩证发展，注重逻辑与哲学史的关系，并从自己的哲学观出发，引入“思想对客观性的态度”作为透视点，从而对整个哲学史进行了重读。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并不是他以外在的方式强加给哲学史的一个结论，同样是按照哲学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所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因而他把自己的思辨逻辑理解为整个哲学史发展的最终归宿。但他的泛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立场最终窒息了其哲学史观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作为哲学史纲要和最终归宿的〈小逻辑〉——黑格尔哲学史观新探》，《哲学研究》2001年第11期)赵林则注重从《精神现象学》来理解黑格尔概念体系的建立。他认为，《精神现象学》对于全部黑格尔哲学的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第一次表现了辩证法的雏形、核心和主要观念，而在于它第一次以系统的和逻辑的方式把这些雏形、核心和主要观念运用于意识发展的研究，从而建立了一个“意识的经验科学”的完整而有机的概念(范畴)体系。他具体考察了《精神现象学》如何通过概念思维而扬弃了早期神学思想中的直观神秘主义和情感主义、进而形成概念思维的一般体系过程。(《〈精神现象学〉与黑格尔概念(范畴)体系的建立》，《现代哲学》2001年第4期)朱进东认为，与《精神现象学》在选择和解释历史事实时所表现出的随意性不同，《逻辑学》中实际发生的东西是黑格尔哲学的自身的证明。这一证明不仅显露为纯概念推演，而且隐含着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体的生成。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使得黑格尔以理性主体取代伦理主体；作为理性之我或理性主体的最初表现形态，定在预示着海德格尔的此在；个体的生命，作为绝对理念的环节，包含着痛苦、死亡等因素，而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是支配世界的逻各斯。(《批判哲学·定在·生命——从黑格尔逻辑学观点看》，《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白锡能认为，概念论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旨趣和根本观点的明白确立。在本体论层面上，它旨在把终极存在归结为概念，从概念的特殊化和客观化所展开的概念和客体的关系的推演来论证概念是存在的本质和惟一全体，是现实世界必然进程的内在根据和实体性力量，消解主客的二元分裂；在认识论层面上，它旨在从概念由潜在到自为自在的发展的必然性的推演来建构世界的逻辑结构，确立概念和概念的运动所展开的主客体的辩证法为世界的终极解释的原则和模式；在价值论层面上，它旨在确立概念的辩证进展所指向的善和自由，为客观世界必然进程的内在目的和理性所追求的终极价值。(《论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的立意》，《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张文喜认为，黑格尔透过对市民社会的低评价而对国家至上的基本认定，意在用绝对精神统摄自我与非我、特殊与普遍、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诸对立双方，这一用理性他者取代理性的位置的思路，仍属近代意识哲学的思维框框，终难以承诺消除现代性危机的重任。(《试论个人在黑格尔的现代性哲学反思中的伦理处境》，《理论学刊》2001年第4期)张汝伦认为，黑格尔已开始消解传统主体概念的主观意味，实现了主体概念由认识论范畴向存在论范畴的过渡，但他未能坚持历史性原则。马克思真正实现了主体概念的颠覆与重构：主体不再指自我意识或自我，而是渗透了历史性原则，是创造和规定人及其产物的历史过程；其客观上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主观上表现为人的社会历史存在。(《主体的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

    五、费尔巴哈哲学研究 2001年度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上。邓晓芒认为，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人的本质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以感觉主义或感性直观作为自己的根本原则。由于费尔巴哈未能汲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因此，它具有一切狭隘的感觉主义所共有的缺陷。他必然陷入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同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内在矛盾之中。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理论的矛盾，在马克思的立足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新世界观当中得到了真正的克服。(《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试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期)舒永生具体分析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他认为，费尔巴哈是从本体的意义上来理解感性和理解人的，并且试图从本原的意义上把感性与人统一起来。人的感性存在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感性存在与类本质在爱的宗教中获得统一。这个命题的提出，说明费尔巴哈已经超越传统哲学对“人是什么”的提问来建构他的新哲学，也表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现代性，说明其哲学是作为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过渡的重要的一环。(《论费尔巴哈“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思想及其意义》，《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舒远招则认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从属于他全部著述的惟一主题：宗教批判。费氏指出黑格尔哲学最大的错误是颠倒了思维和存在、思维抽象和感性具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分析了黑格尔陷入这种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批判了黑格尔缺乏发生学的批判思维，因而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露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人的有限精神的异化；还着力揭露了黑格尔绝对精神所包含的内在矛盾，由此论证了他创立新的“感性哲学”——人本学和自然学——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郝亿春 颜昌武)

    □ 尼采哲学研究

    叶秀山立足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剖析了尼采“永恒轮回”学说的意义。他认为，“永恒轮回”揭示了欧洲传统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企图以一个超越的“理念—神”来化解现实世界种种矛盾、不公、欺诈的虚伪性和欺人之谈，讴歌了感性的现实生活，激励人们勇敢地去破除那“绝对”、“永恒”的神话，最终恢复意志的力量。(《试析尼采之“永恒轮回”》，《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他还对尼采的“超人”进行了解读，认为“超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意味着人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超人”不做道德律和自然律的奴隶，不是庸人也不是复仇者，而是纯粹主动者。“超人”本身就是真、善、美，是无辜、无邪、无罪的，是真正自由的人，是价值的创造者和评估者。因此“超人”虽然是悲剧性的，但却是乐观的、愉快的。(《何谓“超人”？——尼采哲学探讨之二》，《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梦海用“命运之爱”解读尼采的思想，他认为尼采的命运观受到古希腊悲剧命运观的影响，其真谛在于“英雄与命运的战斗”。在尼采的早期作品中体现出融必然与自由为一体的命运观；在后期作品中，“命运之爱”表现为一种肯定的原理，这是包容尘世一切必然性的意志自律。“重估一切价值”是源于创造意志的自觉的“命运之爱”。(《肯定的原理——论尼采的“命运之爱”》，《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郝亿春)

    □ 现象学研究

    2001年中国的现象学研究有显著进展。一方面对原有主题讨论得更加深入、集中；另一方面研究范围扩大，法国现象学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实践研究。一年来发表有关现象学的论文近百篇，《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3、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也已出版发行。

    一、胡塞尔哲学研究 倪梁康深入地分析了胡塞尔关于图像意识的现象学，认为胡氏在研究手稿中试图通过现象学的直观描述来把握图像意识的本质结构。胡氏发现每一个图像意识都本质地含有“图像事物”、“图像客体”和“图像主题”三种客体，这三种客体必须通过与之相应的三种立意才能成立；并认为图像事物与图像客体作为不同时显现的“双重对象性”具有奠基关系和“非真正争执的”关系，与之相应的立意也具有这种关系；图像客体与图像主题之间具有相容关系，后者在前者之中展示出来，并具有相似性关系，与之相应的立意之间也具有同样关系。胡氏的这一分析，为理解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提供了一个现象学基础。(《图像意识的现象学》，《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张廷国对胡塞尔的逻辑谱系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胡塞尔在晚年对判断的明证性做了更为源始的追问，最终回溯到前谓词的经验明证性。经验明证性与世界的最初被给予性直接相关，因此这就不仅是一个逻辑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个世界相关性的问题。胡塞尔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更加彻底地批判了逻辑心理主义，而且也为先验现象学开辟了一条从传统逻辑到先验逻辑的新道路。(《胡塞尔逻辑谱系学初探》，《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3辑)有些学者还围绕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与“主体间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二、海德格尔哲学研究 王庆节针对长久以来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亲在”概念的主体性与唯我论性质的批评，以“谁之在”为线索重新解释了海德格尔的社会存在论。他认为“世界之在”和“谁之在”并无根本的不相容性，“谁之在”与“共在”概念建立在海德格尔对语言双重本质的特定理解上，它们是反近代主观性哲学传统的证明。大多数批评混淆了“公共性”与“公众性”、“唯我性”与“自主性”，真正的“公众性”与“共在”应建立在“自主性”之上，而“常人”的公共性“独裁”则植基于“唯我性”之上。(《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社会存在论——从“谁之在”分析中的“共在”概念谈起》，《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4辑)孙周兴以“一种非对象性的思与言是如何可能的”为线索对海德格尔各时期的现象学进行了清理。他认为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达为：如何“接近”事物的自在自持的存在?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器具分析、作品分析、物的分析和词语分析等多种途径来探讨、解答这个问题；而在这些分析中都贯穿着“存在之真理”的主导线索，具体体现为存在既解蔽又遮蔽的交互运作。(《一种非对象性的思与言是如何可能的?——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一条路线》，《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3辑)

    三、梅洛—庞蒂哲学 研究钱捷认为，梅洛—庞蒂全部哲学中的连贯性和不断深入的逻辑线索是以“肉体”概念为基础的现象学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的起点是西方哲学传统遇到的诸种二元对立，梅洛—庞蒂认为这种对立意味着反思性哲学的终结，却不是哲学本身的终结，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作为科学基础的前科学的和作为表达基础的前表达的东西。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梅洛—庞蒂从对反思的反思出发，推进到从知觉到身体的现象的本体论诠释，再回溯到肉体和它的交错性。这种本体论诠释本身就是一种关于真理的诠释，是一种本体论性的诠释学。(《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哲学研究》2001年第5、6期)王岳川对梅洛—庞蒂的哲学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梅洛—庞蒂将“知觉”和“身体”概念上升到存在本体论地位加以界定，从而使“身体”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的重要话语；对社会文化中的“语言”、“我思”、“自由”的开放性描述，使其哲学成为呼吁人道与自由、博爱与民主、尊严与公正的社会实践理论；他的审美艺术理论深刻解答了审美超越性和现代艺术的社会价值归属问题，对艺术真理性也做出了有相当深度的阐释。(《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与社会理论研究》，《求是学刊》2001年第6期)

    四、莱维纳斯哲学研究 孙向晨对莱维纳斯哲学的犹太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一方面就哲学训练和方法而言，莱维纳斯是现象学家，他对现象学径路中的“他者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莱维纳斯具有犹太根源，其哲学蕴涵着显著的希伯来特性，具体表现在其哲学思想与圣经思想的密切关联上。他还具体分析了莱维纳斯哲学中的“脸”、“言说”、“他者”与圣经中的“不可杀人”、“我在此”、“上帝”的关联，认为这是希腊传统与希伯来传统富有成果的结合，从而对人类来说具有普遍的意义。(《现象学，抑或犹太哲学？——对莱维纳斯哲学犹太性的探讨》，《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杨大春认为，胡塞尔从认识论出发解决他人问题，注定要陷入唯我论；海德格尔等人虽把他人问题引入存在论，但仍是从“同”的角度对待他人，没有把他人放在一个独立的位置上。莱维纳斯从现象学出发，但却拒绝了认识论态度，也超越了存在论立场，他从“异”的角度考虑他人问题，从而给他人的差异性、外在性留下了空间。他人问题于是具有了伦理学或形而上学性质。(《他人问题在现象学中的演进——从认识论到本体论再到伦理学》，《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4辑)

    五、死亡问题研究 夏可君结合海德格尔、德里达和勒维纳斯的相关思想对死亡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死之为死不仅是哲学言说的前提，而且也打断着哲学本身；如何接近“死”指引着哲学言说意志的方向。海德格尔从此在向本己的自身筹划出发，把死规定为“不可能的可能性”，但却没有思这一“不可能性”；勒维纳斯从他者的死出发，强调为他人献身的责任；在德里达的书写中，死延异着生命，撑开了语言的间隔言说空间，并打破了牺牲的经济或家政。(《绝境的步伐——德里达在海德格尔与和勒维纳斯之间书写“死”》，《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赵东明运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识分析方法，从第一人称的视点分析了作为“我”的生命存在之否定的死亡对于活着的“我”的意义结构。他认为可以从作为躯体、身体、属人和宗教自我否定的不同自我层面上去理解死亡，而这样一种结构却反衬出想像中识别终结前后我的诸自我的同一性。因此从第一人称视角看，自我观念对死亡观念具有先在性。(《死亡意识的现象学研究》，《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3辑) (郝亿春)

    □ 分析哲学研究

    分析哲学的研究未显式微。时值维特根斯坦逝世50周年，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讨论构成一个热点。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波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收录了国外学者16篇论文，国内学者29篇论文，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分析哲学的全面反思，并且在中西哲学的比较视野中展示出分析哲学的独特风格。

    一、克里普克研究 陈晓平以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为线索先后分析了蒯因及克里普克的相关论点。他指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是有相对区分的，区分的条件就是包括意义公设在内的语义规则。因此蒯因对分析性的批评虽然有启发性，但失之偏颇。由此作者对克里普克的创见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先验偶然性和后验必然性是关于一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公设的判别，是立足于一个语言系统之外的界定；而先验必然性(分析性)和后验偶然性(综合性)是关于一个语言系统之内的命题的判别，是立足于一个语言系统之内的界定。不过，作者对后验必然性的确切意义做了修正，认为它并不像克里普克所说的那样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而是科学的必然性，是可以修正的必然性，而先天偶然性则与约定性是同义的，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可变的意义公设。(《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兼评蒯因和克里普克的意义和命名理论》，《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在另一篇文章里，陈晓平试图把克里普克的因果命名理论和塞尔的簇摹状词理论结合起来，从家族类似的观点建立一种适合于开放集合的逻辑系统。一个开放集合就是一个其部分成员资格不可判定的集合，或者说是其成员公共属性不明确的集合。开放集合是家族类似现象的形式化。作者用开放集合来对簇摹状词进行具体化，并将其视为因果命名链条的形式结构，这样就揭示了因果命名理论和摹状词理论的互补性。进一步地，作者用开放集合来表达本质类，从而展示了本质认识的历史性，并为克里普克的因果命名理论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因果命名与家族类似——从开放逻辑的观点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叶闯对克里普克的语言理论的总体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区分了克里普克语言理论的三个方面，即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可能世界语义学，以及指称因果理论。这种区分的依据是，形而上学是关于对象的理论，语义学给出关于语义值的描述，而指称理论则关心确定指称的方法。这样，克里普克理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三部分联系起来。在克里普克看来，这种联系最终受到来自于直觉的支持；但叶闯认为，其中的联系只是无逻辑保障的跨越。(《克里普克语言理论再思考：语义值的刻画与指称的确定》，《哲学门》第2卷第2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二、维特根斯坦研究 2001年的维特根斯坦研究着重于“维特根斯坦现象”的讨论。邱仁宗指出，语言分析虽然有助于消除一些思想上的困惑，但不能代替切实的哲学研究，哲学问题也不可能化解为语言问题，科学哲学、伦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维特根斯坦”现象三题》，《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

    王路指出，维特根斯坦在思想方式这样一个深刻的层面上受到了来自弗雷格的影响，而这一点常常被研究者忽视。《逻辑哲学论》中的一个核心论题是，世界由事实而不是事物构成。这样的看法主要是依据现代逻辑而产生的，是由于从句子出发考虑问题的结果，而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恰恰来源于弗雷格。在王路看来，从句子出发来考虑问题不是应用现代逻辑中某一具体的方法或某一部分理论，而是依据现代逻辑的思考方式。(《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开放时代》2001年第3期)赵汀阳认为维特根斯坦与苏格拉底，以及中国的“老子和孙子”，一起代表了一种肆无忌惮、灵活思考的思想传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传统”》，同上)张文喜指出，把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和思想归结为他的性格特征乃至于性心理特征，是一种不成功的做法。他把这种研究方式称为“认识论表现主义”，即一个人的著作，无论是艺术还是哲学，都表现出作者的内心状态、情感及人格。事实上，这种方式与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观点也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张文喜也不同意被他称为“特定的表现主义”的方式，即语言被认为是作为“个人性表达”的工具的“通币”。他主张把维特根斯坦置于哲学传统的背景中去研究，从而彰显其反传统的个性和创造性。(《表现主义语境中的“维特根斯坦现象”》，同上)涂纪亮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主要属于分析哲学传统，但在宗教思想领域内，他的思想和情感更接近于欧洲大陆哲学的传统。(《维特根斯坦的宗教情怀》，同上)江怡则试图从维特根斯坦的性格出发解释那些对他的人品和思想不利的传闻。(《维特根斯坦：在唯我与忘我之间》，《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张志伟指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既可以用来批判哲学，又可以用来为哲学做辩护，因为它允许在特定语境中的自由运用，哲学就可以在自己的语境中得到辩护。这一点上“语言游戏”说与奎因的“本体论承诺”是相似的。但为了对思想产生影响，哲学又需要“某种普遍的话语方式”。两方面的要求结合起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为哲学找到一种合适的话语方式”。对此，维氏的思想是启发性的，但不是一种解决。(《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看哲学话语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张家龙则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论虽然反驳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但却错误地否定了现代本质主义。现代本质主义是在模态集合论系统MST中加以定义的。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如果一个集合其成员是固定的和跨世界同一的，该集合成员就构成了该集合的一个本质表述。作者认为MST系统对ZFI(带个体词的策尔梅洛—弗兰克尔集合论系统)具有相对一致性，因而是不可能被推翻的。维特根斯坦不知道本质主义与可能世界语义学之间的关系，他的反本质主义纲领是不成功的。张家龙从MST系统的本质定义出发，认为张志林基于“家族相似”概念给出的关于本质的反本质主义定义(参见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998)也是不成功的，理由是该定义给出的本质不符合MST的成员资格固定性和跨世界同一性要求。(《评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纲领——“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论》，《哲学研究》2001年第7期)

    本年度的维特根斯坦研究颇有争议性，表明这一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另外，《哲学译丛》2001年第2期开辟了专栏纪念维特根斯坦逝世50周年。韩林合在《简论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回顾了维特根斯坦及其主要哲学思想，认为他的反思本身应当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江怡则在《维特根斯坦：一个西方哲学的幽灵》中指出，虽然“维特根斯坦现象”表明他的哲学面临着“信用危机”，但他的哲学无处不在，而且是当代哲学不可逾越的一步，其应当被看成是一种训练，一种训导，一种准备工作，一种指导思想。

    三、关于分析哲学的一般动向 有人研究探讨了分析哲学与现代解释学的内在亲和性。郭贵春和李小博注意到维特根斯坦对后现代解释学的启发作用，认为解释学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定位向后现代性本体论的转向过程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游戏主体论、自然主义语言实在论和生活形式论分别成为后现代解释学理解的本体论、语言的本体论和交往的本体论的思想先导。(《维特根斯坦与后现代解释学理论》，《晋阳学刊》2001年第2期)李红则结合分析哲学的新近发展特征和解释学发展的启示性视域指出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趋势，表现在：分析了哲学研究原则和研究领域从逻辑经验主义到达米特的弱化和分散化倾向，分析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以及分析哲学关注点历史化的趋势。(《分析哲学和解释哲学的融合趋势》，《哲学动态》2001年第6期) (黄敏)

    □ 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

    2001年“后现代哲学”研究表现在对“后现代”一词做了进一步澄清，并尝试就它与中国文化或哲学的关系进行了展望。

    一、对“后现代主义”的重新释义 章立明从词意上重申并强调了Postmodemism并不是主义，应该把－ism理解为“过程、状态与状况”，后现代理论只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展开，“主义”正是它要消解。他指出，作为思潮的后现代的意义在于唤醒对“本体论哲学终结”之后的哲学境况的注意。后现代并不只是破除与摧毁，而且有更大的“肯定”——重新在新的位置发现传统并打开哲学的未来，如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新解释，德里达对弭赛亚的等待都不是否定的。张之沧则强调了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新世界”的革命的意义，并总结了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基本观点与贡献。(《从Postmodernism一词的误译试论对其理论的再解读》，《学术界》2001年第3期)

    二、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 王岳川总结了中国学者的反应，如张世英指出既要“向西方近代哲学的靠近”，又要联盟“后现代的东化”，走中西结合的道路。杨耕等人则指出，后现代主义与其说反人道主义，还不如说揭露了人道主义的内在虚妄，它对历史进步的怀疑不是虚无的，而是警惕的；后现代主义更是一种知识态度，它与具体的选择、建设或破坏无关，但他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指出了病症，却开错了药方。金惠敏指出后现代的“已然性与未定性”，认为后现代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对象，而是一个生成着的、需要我们参与其中去批评它、增删它、改造它的“未定性”的过程，对后现代的“界定”恰好是无定性、延异性与多样性。(《后现代主义研究笔谈》，《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

    无疑，20世纪法国哲学是后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尚杰从道家的“隐显之道”出发来关照20世纪法国哲学，指出道家的“归隐之路”与萨特的虚无、梅洛—庞蒂的不可见、富科的疯狂等有相似之处。问题依然在于对这种比附的方法论限度与后设是否做过反思。(《隐显之道——从道家看20世纪后期法国哲学》，《哲学研究》2001年第3期)

    此外，学者们对福柯、罗蒂、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哲学家的思想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夏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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