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哲学

    主持人导语

    对于科学技术哲学而言，新世纪的序幕是在回顾历史、开创新局面的氛围中拉开的。2001年，“首届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年会”(北京)、“全国第十届科学哲学学术会议”(海拉尔)、中国“新世纪STS论坛”第一次会议——“STS与中国现代化”(北京)等一系列学术会议都以学术研讨的方式回顾了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呼吁在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中开创本学科(群)的新局面。审视具体的研究成果，2001年度科学技术哲学在本学科(群)的基础理论、前沿问题、现实关怀等方面的研究有显著的进展，在一般科技哲学、分支科技哲学，以及科技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方面有全面的推进。诸多研究成果业已表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正在从以评述国外研究状况为主的阶段迅速过渡到以探究学科本身问题为主的阶段。在学科建设方面，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在2001年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

    本年度的科学哲学研究，延续了前两年的研究探讨，其中，对科技发展的前沿问题的哲学思考渐趋深入。特殊学科的科学哲学，如量子力学、宇宙学、复杂性科学和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哲学问题的讨论兴盛，生命、智能及认知的研究与科学哲学的互动逐渐为人们所关注，计算、信息和赛博世界对科学哲学的问题解读提供了新的视野，学科交叉诸如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成为热点。

    □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进展

    2001年中国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中，基础问题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仍在继续，赛博世界的发展使得虚拟实在的讨论逐渐被关注，基本上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物理学哲学 测量问题是物理学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特别在量子测量中，测量者的介入成为量子测量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郭贵春和贺天平从语境的角度分析了测量的结构特征，以确立“测量语境”的立体概念，并揭示测量的本质。在测量中，被测命题与客体集、主体集及时间序列集内各元素及集合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系统网络——测量语境体现出来，理论基本集合中的每一陈述命题在测量过程中得到真的赋值。作者认为，测量的语境分析能够突破传统测量中的语形、语义及语用的分裂造成的缺陷，把测量的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实体实在和关系实在、静态过程和动态过程结合起来，对测量的整体性、有机性做出了探索，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测量的确定性。(《测量的语境分析及其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5期)20世纪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创立，不但引起了物理学时间概念的革命，也深化了对哲学时间问题的探讨。万小龙和殷正坤探讨了霍金虚时间的物理、哲学意义。霍金从物理学陈述上升到形而上学、数学与逻辑陈述，通过引入虚数和历史求和的方法，提出了暂时不可检验的“虚时间”概念。作者认为，如果今天的物理现象是指量子理论框架内的可观察量的话，那么时间应能对应更深层的存在；从牛顿时代开始引入物理学的时间概念实质上仅能描述有形物质态的实时间，对应于粒子态的物理实在，而霍金的“虚时间”很可能描述的是一种无形无象无处不在的连续性的真空物理态。(《霍金虚时间概念浅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8期)

    二、生物学哲学 著名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的互补思想从量子力学的哲学研究不断拓展到生物学哲学领域。玻尔的互补性纲领认为，经典物理学的理想概念波动性和粒子性在应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它们都只在一个有限的适用范围中是正确的，只有将它们的互补说明结合起来才能够达到对微观对象近似正确的全面认识。在一般意义上而言，允许在某一现象领域的研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互斥的研究纲领存在，通过它们的相互补充来达到对客体的完善认识。傅静与桂起权考察了玻尔对生物学哲学中关于目的论与机械论、自主论与分支论之争的互补性观念，并运用互补思想对生物学哲学领域其他几对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做出分析，认为互补性观念可以成为统摄生物学哲学的纲领性思想。(《尼耳斯·玻尔的生物学哲学思想》，《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6期)郭垒认为，玻尔的互补思想对科学哲学来说有两个突破，第一是对视觉空间和视觉客观化言语的客观性进行了否弃和限制，完成了科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发生在互补思想由物理学向生命科学推广时，提出只有物理学的演绎解释(机械的、因果的)方式与生物学的功能(目的性)解释方式的互补，对解释生命现象才能完备，这是科学解释上的突破。(《论互补思想的两个突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8期)

    三、生态哲学 深层生态学的出现被认为是环境意识形态和环境运动由浅层向深层的一个转折，该领域的开创者——奈斯构建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体系已成为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雷毅撰文考察了奈斯的思想体系。自我实现是奈斯理论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他论证了在多样性、自我决定和无等级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和共生实现最大化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并在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的原则上阐述了深层生态学的行动纲领。(《奈斯与深层生态学》，《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3期)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控制自然”这一观念存在着悖论，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对自然的控制导致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一系列问题，并从其历史演化中展示出内在矛盾。陈爱华对莱斯思想的考察揭示了“控制自然”的内在伦理意蕴：控制自然与控制人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很重要的两个方面，控制自然只是控制人的表征，控制人才是控制自然的伦理本质，为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协同提供了新的视域。(《“控制自然”观念内在悖论的历史演进及伦理意蕴》，《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四、问题探讨 从信息论到虚拟现实，强烈地影响了传统科学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创生；从信息本质到虚拟哲学，直接冲击了传统哲学的思想观念和理论结构，孕育了新的哲学分支形态。黄小寒回顾总结了信息科学哲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阐述了建立信息哲学研究的必要性。(《从信息本质到信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3期)翟振明运用思想实验来帮助我们理解空间框架的形成有赖于感官的运作，心灵不能在空间框架中被对象化，印证了康德关于空间是心灵感性直观的固有形式的命题。这样，以心灵为中轴，就可以在自然实在和虚拟实在之间做出空间框架的任一选择。随着感觉框架的转换，整个经验世界也发生改变。既然自然物理空间与人造赛博空间一样依赖于感官功能的运作，那么作为虚拟实在背景的赛博空间，与自然物理空间就有了对等的本体论地位。(《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的本体论对等性》，《哲学研究》2001年第6期)袁江洋分析了牛顿的宇宙论思想及其形成过程，认为牛顿以自然神学的方式，将其上帝信念、物理学研究与炼金术哲学洞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对宇宙的总体看法。尽管牛顿引力定律可以给出一幅无限宇宙图景，但牛顿认为人所在的世界起源于上帝的意志，这个世界是有限的、活的、始终受上帝意志支配的世界。作者指出，应当把牛顿的宇宙论和“牛顿宇宙”区分开来。(《论牛顿的宇宙论思想》，《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5期)

    (周燕)

    □ 科学哲学研究进展

    本年度科学哲学研究争论交锋较少，在平缓中有所深入，科学哲学与认知科学、经济学等学科间的互动研究渐被关注，历史及社会方法的探讨有所涉及。

    一、回顾与展望 曹天予回顾了20世纪科学哲学的几个主要派别的思想基础及其争论的焦点，认为20世纪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在分析哲学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后经验主义等阶段；进入80年代，它汇合了现象学、解释学与实用主义哲学，取以新康德主义语用学形式出现的实践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作者同时还讨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并对未来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发展，如认知科学、物理学的复杂性问题等。(《西方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1期)郑毓信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哲学的传统品位，以对哲学的现代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在该意义上，应高度重视认知科学的现代研究及其对认识论问题的积极涵义，对学科交叉，诸如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可以认为其代表了科学技术哲学的一种现代形态，但是不能以社会学的研究去取代哲学的分析，应通过“交叉”，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更加丰富和深刻；科学哲学从先前突出强调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规范性作用转变到了强调如何正确反映实际科学活动的本质，发挥科学技术哲学对实际科学技术活动的促进作用；在强调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参与国外的相关研究，对国外同行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应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从而真正成为该领域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4期)

    二、问题探讨 智能体理论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发展迅速的前沿领域，项后军和周昌乐认为，该理论直接深入地涉及到人类智能活动、社会性，突破了传统智能局限，能够在复杂性中保持认知思维的互动，是集分析综合为一体的多元整合求解机制；多智能体系统能够在不断的自组织、自适应中提升智能并挑战新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具有系统论意义；此外它能够通过交流合作演化出全面的整体智能状态，对于确立社会学范式具有积极意义。作者还考察了智能体的逻辑理性和博弈论方法间产生的问题及其理性基础。(《人工智能的前沿——智能体(Agent)理论及其哲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0期)刘西瑞和王汉琦指出，意向性因其刻画了人类智能的本质特性，而成为人工智能最关注的哲学问题之一；意向性深刻的理论内涵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丰富思想资源。(《人工智能与意向性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2期)

    唐热风从自发性与被动性的角度探讨了思维与经验的关系。思维一向被认为处于自由领域中，具有不可置疑的自发性，而经验则被认为是被动的东西。但思维的自由性若没有限定，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思维中经验知识何以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对此所做的最好解释似乎是思维以知觉经验为其外在的理性限定，但依照通常的理解，经验在整体是可误的，其可靠性是由思维来判断的，这就使得人们很难理解经验作为由思维来裁断的东西何以能反而成为思维的理性限定。对经验本身的探讨发现，并非所有的知觉外观都可算作经验，只有在理想知觉条件下所活动的清晰外观才称得上是经验，而只有与相关信念相应的匹配经验才是思维的外部理性限定。这使得思维在相当重要的意义上失去了它一直被认为享有的自由。(《自发性与被动性》，《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1期)

    古德曼认为归纳问题不是一个证明问题，而是解释有效预测和无效预测的区别问题。刘华杰分析了古氏格路谓词的逻辑和语义特征，并给出了格路谓词的维恩图表示。他从分析化学中为格路谓词找到了一个实例，并通过“加减滤光片”的方式形象解释了爱莫拉德(祖母绿)颜色的可能变化，从而表明了格路谓词在科学意义上并不神秘，暗示了用投射理论解决归纳问题并不成功。(《格路谓词的表示与科学实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5期)如何区别作为全称命题的科学定律和偶适概括就是古德曼所说的“新归纳之谜”。陈晓平的文章揭示了科学定律、偶适概括和反事实条件句的逻辑结构，并对枚举归纳法的推理规则以精确表达，从而对新归纳之谜做出了进一步的解决。(《科学定律与反事实条件句》，《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7期)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分属不同领域，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知识形态都有重大的差异，田松试图通过外在的重构，发掘历史和科学在知识形态上的某些同构。他通过概念上的类比分析，辉格史学以及实体的研究，发现史学思想与科学思想都存在一条从还原构成论到整体生成论的发展线索，但是两者间的直接关联尚未发现。(《从构成到生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6期)董国安指出，社会科学在一些重要方面是分化和异质的，它不是基于共同方法论的统一科学，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互补的研究领域，即“行为科学”和“历史科学”。前者研究人类的非设计性行为，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性差别；后者主要研究社会整体的发展规律，关注整体的突现性质，在解释目标和方法论原则等方面有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怎样不同》，《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6期)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是不争的事实。杨玉成运用库恩的“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考察了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表明科学哲学的理论有助于对经济学中的研究纲领进行分析和模型化，理解经济思想史发展。(《西方经济学中的“范式”和“研究纲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2期)

    甘绍平认为，基因工程伦理的核心问题在于：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人们是否有权利对未来人类的遗传特征进行人为的干预?尊重他人的自决权，尊重他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平等地位是伦理学最基本的原则，这对于伦理学理论和伦理学家而言更为重要。(《基因工程伦理的核心问题》，《哲学动态》2001年第1期)吴文新认为，基因科技将消解西方传统身心二元论，使人的身心统一到被技术化的“人体”上，基因技术在改造人的身体的同时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在技术上异化了人本质的自然基础，从心借助外在物质技术实现对身的调控到精神成为自然物质来操控，身心对立将面临着从意识控制到人性的彻底技术化的技术消解。身心关系问题将会是基因科技甚至是一切科技所面临的最根本或最后的人性问题。(《基因科技与身心二元论的消解》，《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0期)

    三、人物评析 成素梅介绍了J．凯茨的非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凯茨站在非自然主义的立场上来做出学科区分，认为哲学既是一阶学科也是二阶学科，哲学不是科学的继续，而是开始于科学停止的地方。在科学基础和科学基础的基础之领域内，哲学提出了科学自身不可能提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哲学在纵向层面上试图理解各门学科的本性问题，在横向层面上哲学试图研究各学科中所提出的同一实在的所有问题。(《J．凯茨的非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哲学研究》2001年第11期)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新趋势。郑祥福和宋建平阐述了阿里森·哥尼克的类比科学哲学观。哥尼克推崇自然主义认识论对科学活动的理解，认为科学家认识活动与儿童认知之间有着相似性和共同的进化机制，并借助类比来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希望以认知心理学对人类个体认知发展的研究来完善科学哲学的研究。(《当代科学认识论的新视野》，《哲学动态》2001年第10期)

    王善博撰文阐析了诺尔的建构主义观点。诺尔认为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包括实验室中科学事实的建构与科学论文的建构，由决定与商谈之链条所构成，其中话语互动、资源关系、利益融合与分裂具有重要作用。诺尔认为实验室研究方法并不关注依据一个最终结果而定义的知识过程，而是关注渗透到许多过程中通过制度化的现实建构、人类主客体关系的认识性重构。(《知识的制造与实验室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8期)

    D．玻姆提出了以隐序为基础的整体性思想来完备量子力学的诠释。郭贵春和韩雪梅从其思想中揭示出所蕴含的语境观实质。在隐序观念中，实在成为一种广泛的、潜在的关联之网，隐序在其中无休止地卷入和拓展运动，展现了我们不同境遇下的经验世界，并整体地映射出相应的语境意义和特征。(《D．玻姆思想中的语境观》，《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周燕)

    □ 技术哲学研究进展

    自2000年10月召开第8届全国技术哲学会议后，中国哲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技术哲学。现将2001年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一、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 近20年来技术哲学起步不久，还没有兴盛，就存在一个怎样保持生命力，争取成长发展的问题。陈昌曙讨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意义，强调技术哲学的工作要有学科特色、重视基础研究和现实价值；讨论了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的关系，提出了二者要沟通、对话和争鸣共处，建议在技术哲学研究中要立足国内实际，特别是要了解国外的动态。(《保持技术哲学研究的生命力》，《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3期)回应2000年张华夏、张志林的论文《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陈昌曙、远德玉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划界，探讨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针对把技术看作是知识体系、把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作为技术哲学研究核心内容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技术主要属于实践活动范畴，主要与经济领域相关，技术与科学的区别不是两种知识体系的不同，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中心应是技术价值论问题。(《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兼与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商谈》，《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7期)

    二、技术的本质 周昌忠分别从存有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去探究。从现象学存有论观点去揭示技术作为人的在世方式的形而上学本质和地位，从认识论层面上表明技术发明实际上也是一种发现的活动，从方法论层面着重探讨技术之作为人的器官的投射。(《技术的哲学本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增刊)赵建军以批判性视角探讨了技术的本质特性，强调批评性思维是我们把握技术本质特性的有效方法之一。(《技术本质特性的批判性阐释》，《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3期)杨韬、张羽佳试图探索出技术本质的哲学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他们考察了海德格尔与庄子的技术观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二者都力图在对技术的本质分析中把技术发展与天道展现结合起来，走一条由技术统治到审美解放之路。(《从技术思天道——关于海德格尔和庄子对技术与天道关系的思考》，《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12期)

    三、技术创新研究 于云龙、远德玉认为，占据中国技术创新研究主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其内容上表现出两方面的缺失——时间缺失和空间缺失；研究方法上局限于线性传统和决定论时空观，把复杂问题质点化、简约化，因而导致理论研究裹足不前。他们进而提出寻绎新的理论疆界，技术创新研究应转向用非线性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的演化观。(《缺失与局限——寻绎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视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5期)何亚平、宋建平从隐含知识的外化、知识共同体情景的构建方面探讨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机制，最后提出了知识转移和扩散的组织文化的建设要以知识为导向的文化价值体系塑造一种共有的知识远景，特别强调开放的组织设计。(《知识的转移、扩散与科学文化》，《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增刊)

    许庆瑞、郑刚讨论了技术创新的演进和组合创新模式的内涵，进而详细阐述了组合创新的五个主要方面的关系，即产品创新与工具创新的协调、重大创新与渐进创新的协调、创新的显性效益和隐形效益的协调、技术创新与组织文化创新的协调、企业内部独立自主创新与外部合作创新的协调等。这五个方面的组合创新对于企业培育核心能力、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组合创新：基于协调观的技术创新新模式》，《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增刊)张明国结合中日两国技术转移的历程，根据“技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基本原理，提出在实施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实施文化变革和技术民族化，这是在技术转移中解决文化摩擦问题的实践途径。(《文化变革与技术民族化——关于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问题的对策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4期)曾国屏、李正风从国家创新系统角度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及其学术评价问题，讨论了传统学术评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而指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学术评价不仅是合理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政策性的。(《试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共同体与学术评价》，《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增刊)另外，还有关于国外技术创新成功经验的介绍，如《德国的研究开发体系与创新系统》(《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9期)、《论美国的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7期)等文章。

    四、高新技术发展的哲学问题 黄志斌、汪宜丹沿三条路径对高新技术的仿生化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从功能模拟到结构仿生再到信息仿生；从力学仿生到物理仿生再到化学仿生；从个体仿生到生态仿生再到控制仿生。(《高新技术仿生化发展的态势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0期)郦全民通过考察虚拟的本质和虚拟技术，指出虚拟技术不但在改变哲学家从事研究、展开教学及与他人合作、交流的方式，而且为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和方法，改变了哲学家对传统哲学问题和基本概念的看法，如对心智、经验、推理、知识和伦理等的看法。(《虚拟技术正在改变哲学》，《哲学动态》2001年第12期)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价值问题仍是一个关注热点，李建会(《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价值和社会伦理问题》，《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5期)和杨岚(《人类基因图谱破译的价值论意义》，《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4期)等均对之进行了探讨。

    五、技术价值观 李宏伟、王前针对技术哲学中有关技术价值的热点争论问题，从技术、价值、技术价值的概念界定入手，分析了“技术本身”、“技术应用”以及“技术价值分裂”等用语的含混之处，区分了技术的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预期价值与不期价值，提出了技术价值的主体性、二重性、迁徙性、多维性等特点。(《技术价值特点分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六、国外技术哲学研究评述 海德格尔是国内技术哲学界备受关注的一位哲学思想家，《科学危机与“追问技术”》(《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6期)、《海德格尔的技术生存论探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5期)、《论海德格尔对现代科技的沉思》(《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8期)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海德格尔做了有意义的探讨。新卢德主义是对技术持批评态度的现代思潮，陈红兵介绍了其概况及思想纲领。(《新卢德主义》，《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8期)陈红兵还介绍了国外探讨技术恐惧的概况，国外学者对技术恐惧的内涵、类型、心理模式和产生原因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并做了简要的分析评价。(《国外技术恐惧研究述评》，《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11期)另外，张之沧对后现代技术观做了详细的介绍。(《后现代技术观》，《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12期)陈文化、沈健、胡桂香对美国哲学家彼特(J．C．Pitt)的专著《技术的反思：论技术哲学的基础》所引发的一场争论予以评价并阐述了他们对技术哲学研究的若干观点。(《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再思考——从美国哲学界围绕技术问题的一场争论谈起》，《哲学研究》2001年第8期) (袁继红)

    □ STS(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进展

    2001年中国STS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STS理论

    1．STS总论。于光远指出，在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看时代的同时，还可以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时代。他通过给出社会生产力的新概念，分析知识经济，认为两种角度看时代并不一定同步，但两者是不能割裂的。我们的理论研究要不失时机地推进知识经济的发展。(《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看时代》，《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9期)张明国、殷登祥、甫玉龙、陈凡从STS的定义、用语、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中日两国学者的STS观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学者在研究STS中要把发展科学技术与实现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实现富国强民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中日两国学者的STS观》，《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11期)

    2．STS动力学。肖峰指出，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的许多核心概念，如“解释的灵活性”、“结束机制”、“协商”、“对称分析”等，都是直接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分析扩展到对技术的相同分析的产物，由此表明科学的人文社会研究与技术的同类研究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及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5期)

    3．STS静力学。吴国盛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进而重申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他指出，近代科学与人文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而互相隔离；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的应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亦即自由精神。(《科学与人文》，《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10期)

    二、STS应用

    1．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杨杰、方俐洛、凌文铨在回顾有关绩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上，通过对绩效概念多维性的考量、绩效评价标准的确定、评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多样性评量指标的整合意义与方法等四个绩效评价的最基本问题进行反思，提出如下观点：①对绩效进行考量时必须同时考虑时间、方式和结果三个维度；②绩效评价标准的确定应先于具体评量指标的选择，且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可随意增删；③评量指标的选择应本着贵精不贵多、贵明确不贵模糊、贵敏感不贵迟钝、贵关键不贵空泛的原则进行；④多样性评量指标是否整合需根据具体的需要而定，整合时要考虑评量指标本身的权重差异以及不同评价者由于对标准尺度掌握的松紧不一和评价角度不同所带来的对最终评价结果的影响。(《关于绩效评价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2期)方卫华在总结国外科技园和中介服务建设体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指出孵化器型科技园要为中小企业提供集中化服务，产业区型科技园需要市场化的中介机构。(《科技园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的模式选择》，《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9期)

    2．技术创新与STS。王大洲、关士续在场域的视角下对科技情结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提出解决中国技术创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从总体上追求“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而在于追求经济场域的自主化，以促成中国产业化科学与公共科学的进一步分化。(《科学、技术与经济间关系的制度分析》，《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5期)

    (袁继红)

    □ 科学技术史研究进展

    一、中国科技史研究 张柏春认为，20世纪前期，第一代中国科技史家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的学科史研究，其主要动机之一是为中国及其文化辩护。20世纪后期，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大致遵循了50年代提出的构想，在中国科技史的史料考证和学科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尊敬。但是，国内的研究偏重于内史，基本上还处于成就描述阶段，与目前西方学者的工作存在着阶段性差距。我们应当引进科学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丰富研究视角，跟踪国外科技史研究的前沿，扩大研究的深度和范围，扩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规范科技史教育，提高语言水平。(《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8期)关于名家科学思想的探讨，是目前古代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董英哲、江向东在对名家史料重新考辨的基础上，从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生物医学三个方面对名家学派的科学思想做了较全面的论述。(《先秦名家科学思想概论》，《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6期)

    二、西方科学史研究 炎冰初步梳理出奥古斯丁、阿奎那、罗吉尔·培根、司各脱和奥康等人的划界观，旨在说明中世纪有关科学本质问题的认识以其“中介”形式完成了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化。(《中世纪科学划界思想论纲》，《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9期)吴跃平认为，反思欧洲科学有三个不同维度的含义：第一维度是纯粹知识的维度；第二是亚文化共同体的维度；第三是文化理性的维度。这三个维度不仅含义不同，而且对文化的实际意义差别也很大。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角色首先是作为纯粹的知识而出现的；当科学发展成为一种专家的事业时，科学的实际存在就演变成为科学家的亚文化共同体；当科学成为全民族的教育和国民参与的目标时，科学就成为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理性。我们强调第三维度的科学概念，这一概念经常为学术研究所忽略，然而正是科学作为文化理性的一种形态改变了欧洲的历史，使欧洲文明从一种基督教的文明，理性化为一种科学主义的文明。由于科学的排他性，科学理性既重塑了欧洲的文明的传统，也摧毁了世界的其他文明传统。(《反思欧洲科学的三个维度及其现代意义》，《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5期)许良论述了赫兹对电磁学、阴极射线、X射线、光电效应等当时物理学前沿领域的不朽贡献及《力学原理》对现代物理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影响。(《海因利希·赫兹：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敏锐的思想家》，《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6期)许良还对亥姆霍兹的非欧几何思想及其哲学意义进行了探讨，指出这些重要思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而且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重要思想渊源。(《亥姆霍兹与狭义相对论的创立》，《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8期)

    三、中西科技史比较研究 王良滨、王续琨以定量统计方法研究了近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科学的先导性影响，分析科学家高峰期和哲学家高峰期的转移具有前后一致性。作者以同样的方法考察了近现代中国科学家高峰期和哲学家高峰期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发现与西方国家同样的结果，揭示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中西方科学家和哲学家高峰期的比较研究》，《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4期)为纪念李约瑟诞辰100周年，《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纪念李约瑟诞辰100周年》(《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5期)、《科学·哲学·文化——兼谈“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哲学》2001年第9期)、《新视野中的“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等文章对李约瑟的学术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袁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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