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亮 王齐

    1、历史概况

    “西方哲学史”是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学科，是我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领域之一。

    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一样，本来就是“历史的”科学，它不能离开历史的研究和历史的观点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从古至今的整个西方哲学都可以纳入哲学史的范围，都表现了西方哲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而这里所说的“西方哲学史”学科，不是就整个西方哲学而言的，而是有特定的时间限定，即它主要以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的西方哲学为研究对象。这一划分与西方哲学界通行的断代划分不同，它体现了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发展的特定理解，明显带有与我国国情相关的历史痕迹。

    中、西文化的接触早已有之，可以追溯到汉、晋之际。但西方文化进入中华呈规模之势，并与当今中西文化交流有直接联系，当从明末清初开始，其主要表现是欧洲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运动。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难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认为，可以将西方文化为我所用，“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另一种则试图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来抵制西方神学文化。而由于这时中国社会的封闭，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国力的衰微，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也愈益强大。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许多人认为，西方国家之强，不仅在于其先进的国家制度，还在于其思想文化的蕴力，中国要富强，必须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诸端中，哲学因其特有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比如，梁启超明确把F．培根和笛卡尔当作西方近代文明的始祖，认为正由于他们在学术上的“革新”，才造就了西方的新道德、新政治、新技术、新器物，从而有了西方的新国家、新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批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文人学者，其中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最为著名。他们对西方哲学的译介和评述成为中国学者系统研究西方哲学的开端。严复被誉为中国译介西方哲学原著的第一人，他先后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宾塞的《论教育》、约翰·密尔的《逻辑体系》等八部著作译成中文，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尼采哲学、柏格森哲学在内的许多西方哲学思想和流派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为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做出了贡献。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大约在191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西洋哲学系，随后中国各主要大学相继开设了西方哲学课程。中国对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逐渐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但从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接受看，中国学者经历了由比较片面到比较全面、由比较肤浅到比较深入、由盲目接受到批判借鉴、由单纯模仿到中西贯通，进而达到在中西思想的互补共进中自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过程。

    在近代早期，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态度经常是热情高于理智，虽然人们普遍称赞西方哲学的先进，但往往满足于一得之见，实际上并未全面深刻地理解。对此冯友兰不无感触地说，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真正懂西方哲学的人极少，即使对于杜威和罗素那样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哲学家，也是“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这里突出的例子是严复，他虽然大量译介了西方哲学文献，但他的视角仍很狭窄，这从他把斯宾塞这样的二流哲学家当作“西方哲学第一人”的论断中可以看出来；也有人因西方哲学与己好不同而敬而远之，比如，王国维在经过对叔本华和康德的一番研究后，感叹西方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而最终放弃了研究；胡适则走了全盘接受西方思想的另一个极端，他声称杜威的实用主义是“我的生活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的基础”。还有一些人被西方思想的某些观点所吸引，争相推崇、盲目接受，形成了各种规模不一、昙花一现的群众性思潮。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即使在西方思想在中国有广泛影响的年代，许多中国学者仍能克服盲目和偏见，立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西方哲学的异同、取舍和融合采取了客观分析、深入研究、取长补短、为我所用的科学态度。比如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缺一不可，两者的关系应当是相助相长，融合一体。哲学大师冯友兰、金岳霖则在这方面作出了具体的理论尝试。冯友兰通过引进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造中国哲学，并使它与中国哲学注重总体观念和人生境界的传统相结合，提出了“新理学”的中国哲学理念。金岳霖则博采西方认识论之长，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势”等概念相结合，系统阐述了具有中国智慧的知识理论。冯友兰、金岳霖等人是中国哲学家优良治学传统的代表，尽管他们的理论还有种种缺点和不足，但是突出体现了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深厚蕴力和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他们学贯中西、锐意创新的理论品格也为当今的中国哲学家所效法。

    2、学术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尽管在指导思想上曾经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受到严重的挫折，但总体来看，这一领域中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工作者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科学精神投入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大致有如下特点。

    一、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党和政府对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视，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使建国前比较分散的研究工作有了统一的规划和实施，因此取得比较明显的进展。比如，1956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出版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制订了外国哲学著作选译规划，从1956年到1966年10年间，有129种西方哲学原著被译成中文出版。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还编译了多种西方哲学原著选读或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国内学者了解西方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来源。在西方各哲学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的德国古典哲学受到格外重视，与此相应，也形成了对西方哲学各派研究中最强大的一支研究人员队伍。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学术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差，在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批判方面也出现了简单化、片面化和不恰当的意识形态化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哲学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贺麟在回顾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状况时指出，与解放前相比，解放后有三点明显变化：一是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进行翻译和资料工作；二是西方哲学各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的“体系”基本垮台；三是开展了对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批判。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社会动乱的破坏，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基本中断，研究队伍也受到冲击。在此期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西方哲学译著和著作问世。

    三、实行改革开放至今。经过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确立和贯彻，它带来了对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1 西方哲学的著作被全面介绍和引进，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形成为“运动”。尽管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但精品之作并不罕见。这些译著为普及西方哲学知识、推动研究工作进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 研究的范围日益广泛，研究的问题日益深入。西方哲学的各主要领域基本都被涉及，并形成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主要思想流派的几次研究热潮。研究工作的深入突出表现为各类学术著作的大量涌现。其中不但包括多达几十种的“通史”或“断代史”著作，还包括数百部专题研究著作。这些著作的问世表明，中国学者已不满足于单纯介绍或转述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而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批判，提出新的理解和看法。 3 由本学科的研究特点所决定，广泛开展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已经成为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使中、西哲学家交往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化。比如，中、西方学者互访，开展合作研究，中国学者赴西方国家留学、进修、参加学术会议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西哲学家的相互了解，推动了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化。 4 随着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后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的不断完善，西方哲学教学和研究者的队伍得到补充和加强，涌现出一批专业基础好、知识结构合理、有较强外语能力的中青年学者。总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学者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更加务实、更加自信、更加进取的良好风貌。

    3、当前研究状况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本学科研究工作取得了全面的进步。其主要状况和特点是：

    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下，对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哲学史研究状况和理论观点作了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思和审视。着重克服了建国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简单化、片面化、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方式的影响，为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前苏联西方哲学史体系的讨论和批判对后来的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导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领域充分扩展，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明显。改革开放前，只出版了少量主要用于教学和宣传的普及型哲学史著作，研究专著更是凤毛麟角。而现在情况已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各类西方哲学通史或断代史著作大量涌现，显示出这一领域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这些著作包括陈修斋、杨祖陶的《欧洲哲学史稿》，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苗力田、李毓章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赵敦华的《西方哲学通史》 第一卷 、王宏主编的《西欧哲学史稿》、刘世铃主编的《新编欧洲哲学史》等。而汪子嵩等人的《希腊哲学史》 已出三卷 、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等则由于所用资料比较丰富、理论研究比较深入而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有独立见解和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专著。这些专著从学派、人物、理论、概念等各个角度进行研究，表现出研究者既注意准确了解西方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文本原貌，又不满足于一般介绍和复述，而是从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出发，追求高水平研究的学术取向。这一取向对本学科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后来在广泛吸收国内外有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概括西方哲学的发展，写出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哲学通史作了必要的准备。应当一提的是，这些专著中除由院外学者撰写 如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洪汉鼎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傅有德的《巴克莱哲学研究》等 外，许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撰写的，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哲学研究专门机构在本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工作的深入还表现在本学科领域对各种“热点”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上。“热点”问题往往是一段时期内学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对它们的讨论是在学术宽容和充分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既有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又有助于培养学术争鸣的良好风气。本学科曾开展过关于古代认识论、休谟的反形而上学和反归纳主义、康德哲学的主体性及自由概念、西方存在论和形而上学等“热点”问题的讨论。尤其近年来关于西方哲学“存在”概念的讨论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它广泛涉及了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和西方哲学术语汉译等多个层面。作为这一讨论成果之结晶的《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 2002 一书荟集了国内老、中、青学者的各种观点，篇幅达100余万字。

    三、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和资料积累稳步推进、成绩明显。本学科以西方哲学为研究对象，这决定了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是本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之一。没有这项工作的适时跟进，就没有科研工作的坚实发展。高水平的翻译工作应做到翻译作品的信、达、雅，而对于学理艰深的哲学著作的翻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译研结合、以研促译。这已成为本学科领域的一个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度出现了译介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热潮，但对翻译或在新的研究基础上重译西方哲学经典 近代及以前 著作重视不够，似乎这些著作已经成为人人皆知的“古董”，远不如现、当代著作那样“时髦”和新鲜。现在，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研究的实践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现、当代哲学不是脱离其历史积淀的空中楼阁，而是在西方几千年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任何对它的准确理解和深入研究都脱离不了它的思想文化的“根”。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一定学术积累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推出了一批重要译作。其中梁志学翻译的《费希特著作选集》、《逻辑学》，苗力田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邓晓芒、杨祖陶翻译的康德的三个《批判》，王晓朝翻译的《柏拉图全集》，以及李秋零正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 已出第1卷 等都在本学科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深化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取向。实际上，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中国学者接受西方哲学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重要方面，老一辈学者也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只不过在一段时间里，尤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种比较研究一度失去了它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学术性，陷入了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和学术完全服从意识形态需要的误区。改革开放以后，错误的思想倾向得到有力纠正，使对中、西哲学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比较研究还多少带有“文革”后的恢复性质，仍主要表现为机械类比的研究方式和一般性的外在理解，比如简单地将中国先秦哲学与西方古代哲学类比等。近些年来，随着对中、西哲学两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两者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不论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还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关于中、西两种哲学形态和观念之异同、联系和互动等已经成为经常性话题，甚至成为“热点”问题，其理论研究也明显向深层次发展。尤其在当前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面前，如何保持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利，努力阐明中、西哲学的本质内涵和相互融通的学理依据，最终促进中、西哲学的互补共进，已成为中国学者的一项重要学术使命。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全面客观地理解中、西哲学的特征和本质、历史和现状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的重要意义。此外，作为比较研究的史料准备，对“西学东渐”和“中华文明对西方影响”的历史研究也受到重视，并有一批有影响的专著问世。比如，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 多卷本 以详尽的分类资料与深入的分析评述相结合而颇受好评。由于日本对西方开放较早而成为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中转站”，中国学者也把西方哲学经日本对中国的“间接”影响列入研究范围之内。此外，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也成为重要论题，表现出中国学者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可贵的主体意识。在这方面，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令人瞩目。

    4、发展趋势

    一、继续扩大本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围，努力形成能基本覆盖西方哲学史各断代、各领域和主要人物的系统格局。虽然我国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的理论积累，但仍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对有些时期、人物、理论和概念的研究仍停留在一般的介绍和评述上，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提到；有的即使提到，也主要依据二手资料 包括前苏联学者的研究资料 ，缺乏根据原始文本的独立系统的研究。这造成了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历史线索不完全或存在空白，以及某些研究的力度明显与对象的地位不相称等缺陷。比如，目前本学科对古代神话中的哲学思想、古代晚期哲学 后亚里士多德哲学 、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含与西方哲学相关的阿拉伯哲学 、英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和自然科学思想，法、德两国近代以来某些学派和人物 比如法国的PortRoyal学派、巴斯卡、培尔，德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等 ，以及欧洲其他诸国 比如西班牙、北欧哲学 和美国哲学等的研究仍很薄弱。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填补空白、理顺线索、突出重点、形成体系仍然是西方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与此相联系，在总结前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能代表哲学史总体研究水平的各类哲学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将成为当前和将来一段时间本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党校等单位都有编写西方哲学通史的计划或设想，有的已经实施并取得很大进展就是这一趋向的突出表现。

    二、对重点人物、学派、理论、概念的发展演进的专题研究将进一步加强。与通史性著作相比，专题研究能够起到以点带面、促进整体的作用，它有助于防止浅尝辄止、流于浮表的倾向。此前，这类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比如，目前已有数十部关于西方重要哲学家思想的学术专著问世。但总的来看，此类研究的范围还比较局限，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尤其是对许多重要哲学著作的文本解读还十分肤浅，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借鉴也十分有限。即使对研究比较深入的人物或专题也有继续拓宽思路、深入发掘、推陈出新的必要，学术争鸣也需加强。通过专题研究推动整体研究既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也是当前本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取向。学界将在不断加强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为推出更多的专题研究成果创造条件。

    三、哲学史研究与当今哲学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界的一个优良传统。对于任何哲学理论的研究都需要追溯它的历史根源和生长轨迹，对它的历史回顾也需要借鉴当今哲学观念的诠释，只有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内在关联。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避免保守、增强活力，克服僵化、推进创新，减少随意性、盲目性，加强科学性、准确性的重要途径。就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一般规律而言，至少在开始阶段，研究者应当有自己专攻的学术领域，首先取得这一领域的发言权，形成自己的学术“生长点”或话语系统，然后逐步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脱离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和把握，或脱离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关联，片面、孤立地研究某一特定时期的哲学问题或历史人物，因为那样既无法真正把握哲学发展的脉络和内容，也无法让哲学研究为现实的社会发展服务。而且西方哲学的发展也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现实与历史的紧密联系，从当今热门的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心智哲学等各类思潮中，我们无不可以找到其论题规定和话语系统的历史来源。此外，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性还表现为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结合上，因为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哲学传统的传承、进步和发扬光大都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而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反思和完善中国传统哲学本身正是这一使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毋庸讳言，在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满足于一域之规、一得之见，专而不博，“史”“论”割裂，中学与西学分离，历史与现实脱节等情况仍很常见，远不能满足国内外新形势的要求。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但与长期以来国内培养西方哲学专业人才的程序和方法有关，与他们由此形成的知识结构有关 比如中国哲学的素养不足，外语能力较弱等 ，也与教学和科研中对西方哲学的学科 专业 划分不尽合理有关。目前，这种情况已经被学界所认识，并着力加以改进。当然，“纯粹的”历史研究仍然可以合理存在，而且有它不可剥夺的学术生命，这里所强调的只是就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而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预见，随着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史”和“论”的界限、“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的界限、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界限将进一步被模糊和打破，对学理的系统研究、考据研究、历史研究、现实研究、跨学科研究将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科研成果将更多体现出综合、多元、务实、求新、中西结合的品格。

    四、根据本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下论题可能会引起较多的关注，或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热点”：

    1 古代哲学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内涵、演变及其相互关系；

    2 中世纪宗教思想 包括异端 的核心问题、理论沿革、哲学意义及其现实影响；

    3 关于中世纪 含文艺复兴 宗教传统与科学思想的对立、协调、影响和演变的哲学思考；

    4 近代哲学：关于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理论表现及历史影响的再思考；

    5 近代哲学：关于现代性的本质内容、思想特点、理论表现、现实意义以及与后现代思潮关系的再思考；

    6 近代法国哲学 启蒙思想、机械唯物主义、人道主义、政治哲学 的本质特征、理论定位以及与当代法国哲学风格的内在联系和演变脉络。

    7 德国古典哲学：对费希特、谢林的重新发现与阐释；再论黑格尔。（周晓亮 王齐整理）